一位老中医说：“生理需求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之一，你拥有的越久，生命就越鲜活，生命力就越强。当对肌肤之亲失去了兴趣，往往也就对生活事业失去了热情。
所以，别把肌肤之亲当成羞耻，它是推动渴望拼搏的底层动力。压抑只会让生命枯萎，坦然去接纳，才能更年轻，更有活力。拥有身体欲的时间越长，你的生活质量就会越好。”

这话说得真狠，也真准。

民国年间有个男人。他叫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家里富得流油。他爹张镇芳是光绪年进士。他自己是袁世凯的表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京剧唱得比专业票友还好。收藏古董，眼光毒辣。

有钱、有才、有家世。想娶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可他偏偏栽在了一个叫潘素的女人身上。

潘素是苏州人。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家道中落，十几岁没了母亲。继母送她去上海的书场，弹琵琶谋生。她弹得一手好琵琶。

1932年，张伯驹到上海。经父辈世交介绍，认识了潘素。他第一次听她弹琵琶，整个人愣住了。散场后他没多说什么。回家写了一幅字，第二天托人送去。上面是一副嵌名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潘素打开一看，笑了。不是笑他字好，是笑他傻。
都是红尘里滚过的人。她太懂了。男人见她，第一眼看脸，第二眼看腰。只有这个傻子，看的是她的指法。她收下了那幅字。

从此，这个叫张伯驹的男人，天天来找她。带一壶茶，一盘花生米。听她弹到深夜。什么也不干。听完就走。书场里的姐妹笑她：“这个张公子是不是不行？”潘素没说话。

有一天他送她回家。走到巷子口。他突然问她：“你愿意跟我走吗？”潘素停下脚步。她回头看他。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脸不算英俊，可眼睛里有一团火。

他说：“我家里有太太，有姨太太。但我跟她们，没有话讲。跟你，有话说。你愿不愿意，做我最后一个女人？”

潘素没说话。她走上前，踮起脚尖，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一下很轻。像一片落叶。张伯驹愣在原地。这是他活了三十多年，头一次被女人主动亲。他不是没碰过女人。可那都是交易。给钱、办事、走人。只有这一次，他感觉到了“活着”。他浑身发麻。心跳加速。手在抖。他蹲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潘素站在旁边，看着他，没说话。

那年张伯驹34岁，潘素17岁。两人在苏州结了婚。婚前一起去虎丘寺皈依了印光法师。法师给潘素取法号“慧素”。从此“潘白琴”退场，潘素走向前。

进了张家门以后。潘素不争不抢。不闹不嚷。每天做的事很简单。早上磨墨，晚上铺纸。张伯驹画画，她就在旁边看着。张伯驹写字，她就在旁边研墨。张伯驹唱戏，她就给他敲板。她说：“我别的不会，就会陪着他。”

朋友们都笑张伯驹：“娶了个好看的木头。”张伯驹不解释。有天晚上他喝醉了。回家倒在床上。潘素给他擦脸。他拉着她的手不放。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潘素摇头。

他说：“第一次听你弹琵琶那天。我后面坐了一个大官。他眼睛盯着你胸口看。可我看的是你的手。你拨弦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你闭上眼那一刻，我心里有个东西碎了。”潘素眼泪下来了。她这辈子，被人看过脸，看过腰，看过胸。只有他，看的是她闭眼那一刻的魂。他说：“我前半生睡过很多人。可没一个让我‘活’过。只有你。”

1950年代，张伯驹散尽家财买国宝。为了《游春图》，他把寓居多年的老宅都卖了。1956年，他和潘素把30年收藏的八件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分钱不要。国家给他奖金，他退了回去。国家给他荣誉，他摆摆手说：“东西是国家的，不是我的。”

他没钱了。家徒四壁。可潘素还在。她熬一锅粥，他能喝三碗。晚上她缝衣服，他就趴在旁边看。有时候看着看着，伸手摸一下她的头发。她回头瞪他：“老不正经。”他笑了：“不正经，才活着。”

1982年，张伯驹84岁。生病住院。他想换个好一点的病房。医院说条件有限。潘素急得直转。找遍了人，托遍了关系。最后还是没换成。张伯驹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他说：“不换了。就这吧。你在就行。”他的手很瘦。皮包骨头。可手心是暖的。他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突然笑了：“你老了。”她说：“能不老吗？跟了你五十年。”他说：“可我觉得，你跟当年弹琵琶那会儿一模一样。你闭上眼的样子，一点没变。”

那天晚上，他走了。潘素没有哭。她坐在床边，把他的头抱在怀里。就像当年在巷子口，她踮起脚尖亲他一样。她低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还是那么轻。像一片落叶。

张伯驹一生有钱、有才、有名。可他晚年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不是收藏了国宝，是收藏了她。”她让他从三十多岁，活到了八十多岁。每一天，都觉得自己还在长。

真正的生命力，不是你睡过多少人。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让你闭上眼，心还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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