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3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去世，年仅34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1918年5月3日的清晨，上海广慈医院的护士推开病房门时，苏曼殊已经平静地离开了。他的病床下散落着糖纸，而关于暴饮暴食致死的消息随着他的离世迅速传开。

苏曼殊的故事，从出生便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他1879年出生于日本横滨，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广东人。

中日混血的身份让他夹在两个文化之间，却没从中感受到多少温暖，母亲在他幼年时便去世，父亲虽有责任，但也并未给予他足够的关怀。

童年时期的他往往是孤独的，早早尝尽冷眼与斥责，或许为他日后对糖的深深依赖埋下伏笔。糖带来的甜，会让日子看起来没那么苦些。

十二岁那年，也许因为对现状的无望，苏曼殊决定剃度，成为和尚。但他因偷吃鸽子被发觉，几乎是狼狈地被赶出了寺庙。

这并非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与佛门打交道，此后他数次再度入寺，但每次都因无法遵守清规戒律而被逐。他穿着僧衣，却始终割舍不了肉食和冰糕，这种对吃的放纵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特点。

十五岁时，苏曼殊赴日本求学，正式进入新式教育体系，他的天赋很快显露出来，短时间内掌握多国语言，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的翻译作品不仅语言精准，更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情感，尽管他的翻译手法不乏争议，但他在当时知识界已是闻名遐迩。

可除了令人敬佩的才华，他的生活作风却始终令人惊讶，他喜欢持着自己的理念行事，不会在意外界的看法。

同样的执着和倔强也体现在他参与革命的举动中，他不仅在文章中批判清政府，还试图刺杀保皇派领袖康有为。

尽管刺杀未能成功，但他的决心有目共睹，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让他在南社这片汇聚才俊的土壤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

在上海，他结识了章炳麟、柳亚子、陈独秀等文化巨匠，不时参与文学沙龙和革命活动。他才华横溢，一手书画更是令人称赞。

但是，苏曼殊从不掩饰自己对美食和甜品的热情，他可以一口气吃几碗红烧肉，再痛饮冰水，最后再用几颗糖果收尾。

不管身体有什么反应，他从未改过这种生活方式，柳亚子忍不住调侃他写信时的署名“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话语里虽有几分玩笑，却也掺着一些忧虑。

糖果对于苏曼殊来说远远超出了一种食物的概念，它甚至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常光顾上海棋盘街上的高级糖铺，同芳居，买下各种颜色鲜艳、形状精致的糖果。

他写诗的时候，旁边总放着糖果，出门远行，他随身携带的经常是装满糖果的罐子，宁舍衣物，也不舍糖。

这类举动，却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力量，他的床铺和枕头下常常藏着糖纸，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糖纸仍在陪伴他。

在那些人情冷漠的日子里，糖果可能是唯一一个让他觉得日子不再那般苦涩的东西。

有一次，他绘了一幅画，引来不少人称赞，一位观者提出用蜜枣换画，苏曼殊竟然欣然同意了。

蜜枣得了手，他很快拆开包装尝了一颗，而画中却多出了几分难以捉摸的情绪，这样的他，总让人难以捉摸，但又觉得真实。

在漫长的革命和创作经历里，苏曼殊始终背负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通过翻译传播西洋文学的自由精神，也以自己拧巴的生活方式顽强地抗拒着旧世界。

当他听闻革命未必会真正推动社会前进时，那种巨大的失望渐渐渗透在他的作品与生活里，他的食量和他的胃病似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他的愈加纵容也许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发泄。

那天，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纠结，他带着糖纸和他心中的诗句悄然离去。不需要回忆更多，他短暂而激烈的一生已经将故事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