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塔吊女司机被工地清退，四个月两万五工资一分没结。她没哭闹，把安全帽扔进垃圾桶，拎着工具包就走。

四个月前，她刚到这儿时，项目经理拍着胸脯保证：“每月十五号准时发工资，我们是大公司，不差那点钱。”

李梅信了。她开塔吊十二年，从南到北，见过的工地比有些人走过的桥还多。她清楚哪些老板靠谱，哪些是空壳子。这家公司看起来还行，至少食堂的肉是新鲜的。

第一个月工资没发。项目经理说财务系统升级，下个月补。第二个月还是没发，理由是甲方没打款。第三个月，工地上开始有人闹了，钢筋工老赵带着十几个老乡堵在项目部办公室门口，喊了三天，最后每人领了五千块走了。李梅没去，她站在塔吊上往下看，觉得那场面像一群蚂蚁在搬一粒掉落的米粒。

第四个月，项目部贴出通知：因工程进度问题，部分人员需清退，工资后续结算。

通知贴出来那天下午，李梅被叫到办公室。项目经理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堆表格，头也不抬地说：“李梅，你是女同志，高空作业太辛苦了，公司体谅你，你先回去休息，工资财务会打到你卡上。”李梅问什么时候。

项目经理说：“走流程，两三个月吧。”李梅说：“四个月的工资，两万五。”项目经理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我知道，放心，少不了你的。”

李梅没再说话。她走出办公室，回到塔吊下。工友们围上来，七嘴八舌：“你得去劳动局告他！”“找记者曝光！”“他敢不给你钱，你就在塔吊上不下来，看他怕不怕！”

李梅摇摇头，爬上塔吊，把最后一批材料吊完。收工铃响时，她解开安全带，一节一节爬下来。落地时她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塔吊，铁锈色的塔身在夕阳下像个沉默的巨人。

她走到更衣室，摘下安全帽，里面衬着的那层布已经磨出了毛边。她想起十二年前第一次上塔吊，师傅告诉她：“安全帽是你的第二条命，戴上去就得对得起它。”现在，她把它摘下来，走到垃圾桶前。垃圾桶是绿色的，工地统一配发的，旁边还贴着“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标语。

她把安全帽放进去，不轻不重，安全帽卡在桶口，露出半截。她伸手按了一下，把它摁进去了。

工具包是一个旧帆布包，拉链坏了两次，她自己缝好的。里面装着扳手、手套、电筒、水杯、一包还没拆封的创可贴。她掂了掂，挺沉，拎起来搭在肩上。工头在远处喊她：“李梅，你真就这么走了？”她没回头，摆了摆手，走出了工地大门。

门口保安问她要不要叫车，她说不必了。保安又说：“你那个包挺重的，我帮你拿着送你一段。”李梅笑了笑：“不重，才十二年的分量。”保安没听懂，讪讪地退了回去。

她走了一公里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看到一个备注叫“张老板”的号码，是去年在河南干过的一个工地老板，人爽快，从不拖工资。她拨过去，响了六声才接。“李梅？你还活着呢？我以为你嫁人去了！”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机器轰鸣。“张老板，你那儿还缺人不？”“缺！你什么时候能到？”“明天。”“行，来吧，还是老规矩，活干完结账。”李梅挂了电话，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窗外，那个她待了四个月的工地渐渐退远。她没有回头，也没有想起那两万五千块钱。她想起的是去年在河南那个工地，有一天吊臂突然失控，她凭经验手动操作避免了事故，事后张老板给她封了两千块红包，说：“你比男人还稳。”

她想起的是三年前在四川，为了赶工期三天没下塔吊，下来的时候腿都软了，还是咬着牙去食堂吃了两大碗饭。她想起的是刚入行时师傅说：“开塔吊的女司机不多，你是第三个。记住，塔吊上只有操作员，不分男女。”

回到家，租的民房，月租六百，押一付三她预付了半年。房东是本地老太太，对她一直不错，有时候煮了饺子会端一碗上来。李梅放下工具包，洗了把脸，拿起桌上的车票。明天早上七点的高铁，去河南。她把手机充上电，翻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

半夜十一点，工友小刘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李姐，我们十几个准备明天去项目部闹，你要不要一起来？人多了声势大。”李梅说：“我不去了。”小刘急了：“你四个月的工资不要了？”“暂时不要了。”“那怎么行！那是你的血汗钱！”

“是我的，但我不想要了。”“你不要我们怎么要？我们可没你那么硬气，我们得养家糊口。”“那你们去闹，闹下来是你们的本事，闹不下来也别怨谁。”小刘沉默了一会儿，说：“李姐，你真是个怪人。”李梅笑了：“怪就怪吧，我没空跟他们耗了。”

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她会在另一座城市，爬上另一座塔吊。那里有新的钢筋、新的水泥、新的日出，至于那两万五—她不打算忘记，但也没打算用眼泪和愤怒去记着。




信源：株洲晚报电子报——塔吊工人要“加班费和劳动合同”老板拒绝,还泼易燃物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