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左宗棠家中来了位客人，因未下跪请安，被左宗棠怒斥：“武官见我，不论大小都要叩拜，你为何不跪？” 客人强压怒火，怀恨离去。此客人是永州镇总兵樊燮，正二品武官。他到左宗棠住处，进门仅拱手作揖，未行跪拜礼。左宗棠当场质问，樊燮则觉得没道理向无正式官职的幕僚下跪。二人争的表面是礼数，实则是身份与权力。左宗棠虽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重要人物，却长期参与军政决策、协助处置公务；樊燮有官阶兵权，自然不愿向幕客低头。这场冲突早有伏笔。咸丰八年，骆秉章就上奏参劾樊燮，指其私役兵丁、违规支领营饷等。朝廷令其开缺查办，咸丰九年仍在追查，樊燮前往长沙听候处置，才有了这次见面。离开左宅，樊燮未忍气吞声。他先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官文申诉，又进京向都察院呈控，指责左宗棠以幕僚干预地方军政，还道出当日受辱之事。官文本与骆秉章不合，此事遂闹到朝廷。左宗棠面临可能断送前程的调查，一度离湘，前往胡林翼处暂避。一个无正式品级的幕僚得罪二品总兵，还被告到京城，左宗棠看似下风。但事情未如樊燮所愿。胡林翼、郭嵩焘等人奔走说明，潘祖荫上奏力保，称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肃顺等人也认为战事紧张，朝廷不能弃用熟悉军务、能筹饷调兵之人。同时，对樊燮的调查未停，其违规用役、营饷问题核实，最终被革职，不再录用。左宗棠虽言行强硬遭非议，但未查出重罪实据，朝廷不再追究。这次风波成了左宗棠人生转折。咸丰十年，他以四品京堂候补身份襄办曾国藩军务，在长沙招募楚军，从幕中谋划者走向领兵前线。后来他出任要职，收复新疆，成晚清重要大臣。潘祖荫当年保荐有延续。左宗棠得西周重器大盂鼎后赠给精通金石之学的潘祖荫，潘氏家族长期保存，1951 年潘达于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国家，因识才而起的交往落在国宝传承上。樊燮返乡后把希望寄托儿子身上，要求读书入仕洗辱。其子樊增祥后来中进士，成晚清文人。但功名能改后人处境，改不了当年结局。此事值得琢磨的不是谁跪谁不跪，危险的是身份、权力和尊严相遇，一句话就能让公务争议变私人仇怨。左宗棠有才却锋芒太盛，樊燮重体面却背着官场问题。人在顺境易把能力当任性底气、把职位当不容冒犯的面子，可制度看的是证据和实际作为。一次冲突放大缺点，却不能替代对事实的判断，这是往事的真正分量，也提醒后人克制比逞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