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曾说：“我觉得，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失败，除了组织成员太乐观，行迹太暴露外，蔡孝乾那浮奢的个性也是个大问题，这种浮躁、追求享受的态度，让他在行动上不够谨慎，最终暴露了身份，败了局。”
 
谷正文当年是国民党负责抓捕地下党员的特务头目，蔡孝乾则是当时组织重点托付的干部，也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籍人员，1946年被派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工委书记，全盘负责岛内地下工作。
 
组织划拨专门的活动经费，供他开展联络、发展人员、传递情报，所有地下工作最核心的机密，全部由他一人掌握，刚到台湾时，地下组织规模稳步扩大，可没过多久，蔡孝乾的生活作风就出现严重问题。
 
他没有遵守地下工作低调隐蔽的基本要求，常年穿着高档西装，频繁出入台北高档西餐厅，经常点价格昂贵的牛排红酒，一顿饭开销抵得上普通工人大半年收入，组织下发的专项经费，大半被他私自挪用，用来满足个人消费。
 
他还和妻子年仅14岁的妹妹长期同居，花钱给对方购置奢侈品、办理入学，这件事不少基层地下党员都知情，大家私下提醒他收敛行事，避免引人注意，蔡孝乾始终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
 
地下工作有硬性规矩，核心联络人信息、接头地址绝对不能随意记录、随身携带，蔡孝乾完全无视这条纪律，他把重要情报人员吴石的职务直接写在笔记本上，还将女联络员朱枫的联系电话写在纸币上，长期放在钱包里，这些关键线索后来全都落到特务手中。
 
除此之外，整个地下队伍普遍存在轻敌心态，所有人都认定解放军很快就会登陆台湾，整体放松警惕，公开印刷进步刊物，活动范围铺得很开，各类行动痕迹随处可见，给国民党特务排查留下大量线索。
 
1949年，地下刊物《光明报》被特务查获，多名基层人员被捕，特务顺着线索锁定蔡孝乾的化名老郑，1950年1月，蔡孝乾第一次被抓捕，特务试探他的喜好，答应带他去西餐厅吃牛排，他立刻主动供出一处基层据点，趁着看守松懈趁机逃走。
 
脱险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各地党员转移避险，反而躲到乡下避难，仅仅两个月就忍受不了清贫生活，主动跑到镇上餐厅解馋，被特务再次抓获。
 
二次被捕之后，特务抓住他贪图安逸的弱点，答应满足他的生活要求，蔡孝乾彻底放弃底线，完整供出自己掌握的全部组织名单、各地联络点、所有地下工作人员信息。
 
他的招供直接引发全台大规模抓捕，包含吴石、朱枫在内的四百多名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被捕，上千人遭到迫害，经营数年的台湾地下党组织直接彻底瓦解，一同被捕的其他工委干部，事后都指责蔡孝乾奢靡散漫、毫无纪律，是整场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谷正文复盘整件事时，没有单纯把失败归结于特务搜查力度，他明确指出人员心态浮躁、负责人贪图享受两大核心问题，基层人员盲目乐观暴露行踪，最高领导蔡孝乾克制不住物质欲望，行事毫无分寸，双重问题叠加，直接让多年布局的地下工作毁于一旦。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情报部门，还拿到少将军衔，当年坚守信仰、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地下党员，大多牺牲在马场町，两种结局对比十分鲜明。
 
个人看法，蔡孝乾拥有旁人难有的革命资历，本可以坚守底线完成任务，最后却因为贪图享乐背叛组织，连累上千同志受难。
 
不管是地下工作还是普通做事，身居关键岗位，不能克制自身欲望、无视规矩纪律，早晚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一时的安逸享受，换来的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结局，这件往事也能给后人留下长久警醒。
 
官方信源：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在台湾的隐蔽战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