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4年，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离开。据说那天，杭州百姓夹道相送，哭声震天，宛如生离死别！这就是“好官”的仪仗，难得一见！

这一年五月，杭州城运河水畔，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离别正在上演。

老百姓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提着酒壶，有人端着饭菜，运河两岸站满了人。头发花白的乡绅们干脆拦在白居易的马车前面，死活不让他走。哭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有人拽着他的衣袖不放，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哭得站都站不稳。据说送行的人群跟着他的船走了十多里，哭声一路没断过。

这阵仗，放在今天妥妥是“全城热搜第一”。

被围在中间的，是52岁的白居易。他在杭州做刺史，前后也就三年——准确说，实际任期只有20个月。可就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杭州人把他当成了亲人。

白居易到杭州之前，杭州人吃水是个大问题。

杭州挨着钱塘江，可江水受咸潮侵蚀，又咸又苦，根本喝不成。城里人主要靠井水，可井水也是咸苦的。想喝淡水？要么跑老远去西湖挑，要么跑更远去山里接。

四十多年前，有个叫李泌的刺史在城里挖了六口井。这六口井不是普通的水井，而是从西湖引水过来的管道井，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蓄水池。只要西湖有水，城里人就能喝上淡水。

可四十多年过去了，管道堵的堵、坏的坏，六口井基本废了。杭州人又回到了喝咸水的日子。

白居易一上任，二话不说，带头疏浚六井。清淤、修管道、整井壁，一通操作下来，六口古井重新活了过来，清甜的西湖水又流进了杭州人的水缸里。

水的问题解决了，田的问题又来了。

西湖那时候淤塞严重，蓄水量大幅减少。旱的时候没水浇地，涝的时候湖水泛滥。

白居易决定修筑湖堤，把堤“高加数尺”，增加蓄水量。这个工程不小，当地还有人反对，说修堤放水会影响这个影响那个。白居易一条一条驳了回去，坚持把堤修成了。

工程竣工后，钱塘、盐官之间数十万亩农田旱涝保收。杭州从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变成了鱼米之乡。

堤修好了，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刻成石碑立在湖边——把怎么蓄水、怎么放水、怎么维护，写得清清楚楚，留给后来的官员照章办事。

后人把这座堤叫作“白公堤”。

虽然今天西湖边的白堤不是白居易修的那条，但杭州人愿意把它当作白居易的纪念——这份感情，比历史事实更真实。

白居易离任那天，除了满城的哭声，他还带走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三年来攒下的俸禄，全部留给了官库。他说这笔钱留给继任者，公用经费不够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据说这笔钱用了五十多年。

另一样，是两块石头。

他在杭州时，有次游天竺山，看到两块石头玲珑可爱，顺手捡了回来。离杭整理行李时，石头还在。按说这算什么大事？一个刺史，爬山捡两块石头，不偷不抢不犯法。可白居易不这么想。

他越想越不对劲，写了一首诗：

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蘖。
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三年刺史，日子过得跟喝冰水吃黄连一样清苦。就带了天竺山两块石头，可这石头抵得上千金啊——难道不损伤我的清白吗？

后人把这首诗叫作白居易的“检讨诗”。

两块破石头，他跟自己较了一辈子的劲。这份近乎苛刻的自律，放在今天看，简直让人想给他颁个“感动中国”。

面对满城百姓的哭声和拦路的酒杯，白居易也哭了。他写了一首《别州民》：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甘棠”是个典故——周朝召公在甘棠树下断案理政，深得民心，死后百姓连树都舍不得砍。白居易说，我连一棵甘棠树都没留下，你们哭什么呢？

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做。可杭州人记得——他留下了六口清泉，留下了一湖碧水，留下了一道长堤，留下了数十万亩不再靠天吃饭的良田。

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带。可他留下了三年俸禄，留下了一篇《钱塘湖石记》 ，还留下了一颗连两块石头都不肯放过的、干干净净的心。

顺便说个冷知识：“东坡”这个号，其实是从白居易这儿来的。

白居易早年被贬到忠州做刺史时，在城东一个坡地上自己掏钱买花树种树。

他写诗说：“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两百多年后，苏轼被贬黄州，也在城东申请了一块坡地开荒种地。他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干脆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东坡居士”。

所以今天你喊一声“苏东坡”，其实是在喊一个——白居易的粉丝名。

这就是白居易的魅力，连苏东坡也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