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此人脾气特别大，靠着他爹作威作福，曾经暴打过胡汉民被孙中山气得要枪毙他。
 
1923年的广州，正处在南北对峙、军阀混战的夹缝里，孙中山刚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东江前线的滇军、桂军正准备出兵讨伐陈炯明，可两支部队都放话，不说不出发。
 
那时候大元帅府的地盘只有珠江三角洲一小块，税收大多被滇桂军自己截留，孙中山只能靠华侨捐款和跟列强争关余勉强维持运转。
 
孙科当时32岁，是广州市市长，每天要为前线筹几万块军费，市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一笔20万大洋的军饷把孙科推到了风口浪尖。
 
孙中山让总参议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写了手令，派侍卫副官张猛一早赶到市政厅提款。
 
张猛8点半到，一直等到11点才见孙科来上班，把手令递上去。
 
孙科看了一眼，当场就火了，甩下一句"我不会印银纸，哪里有这么多钱"，把手令撕碎扔进废纸篓，自己下楼开车走了。
 
下午孙中山打电话问滇军出发了没，对方说没拿到军饷，部队不动。
 
问桂军，回答也一样。
 
孙中山追问会计司长黄隆生，才知道市政厅那20万根本没拨过来，他急忙上楼问胡汉民，胡汉民也窝着火，说手令是孙中山亲自让他写的。
 
孙科挨了父亲一顿训斥，心里不服气，转身冲到二楼胡汉民办公室，指着手令的事质问，认为胡汉民是假借命令挑拨父子关系。
 
胡汉民气得回了一句："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怎么是假借命令？"话音未落，孙科盛怒之下举起手杖就朝胡汉民打过去。
 
胡汉民一闪身，手杖砸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嘭"的一声炸响，惊动了在三楼正准备洗澡的孙中山。
 
孙中山穿着毛巾浴衣下来，看见儿子拿手杖打党内元老，难过得几乎落泪，怒不可遏，一把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朝孙科开枪。
 
孙科吓得扭头就跑，孙中山光着脚提着枪追到大元帅府门口，连拖鞋都跑掉了，一路厉声斥骂。
 
还是李烈钧、朱培德、黄隆生闻声赶来才把孙中山劝住，孙科逃出大门，匆匆跳上一艘小电船从江面离开。
 
胡汉民后来评价孙科，说他有三种脾气：因为是中山先生之子，有革命脾气；在国外长大，有洋人脾气；是独子，有大少爷脾气。这三种脾气在1923年那天全发作了。
 
说实话这场冲突不能简单看成儿子仗着爹势欺人。
 
一方面，孙科当时确实顶着"国父独子"的光环，少年得志，留洋博士，30岁就当上广州市长，身份带来的傲气让他对胡汉民这样父亲辈的元老也敢动手，政治上的不成熟暴露得很彻底。
 
另一方面，广州财政那时真到了极限，每天军费缺口都填不上，20万大洋压下来，作为市长的孙科第一反应是要砸锅卖铁，抵触情绪有现实原因。
 
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错了，手令是父亲的意思，款该拨还得拨，有意见可以事后单独跟父亲谈，当众撕令、挥杖打人，伤的是整个大元帅府的威信，误的是前线讨陈炯明的军机。
 
孙中山要掏枪打儿子，不是作秀，是真寒心。
 
他痛心的不是儿子顶撞了自己，而是这个被自己寄予厚望的独子，在革命最吃紧的关头，居然因为个人意气误了大事，还动手打积劳功高的胡汉民。
 
这件事也让外界第一次看清，孙中山的光环对孙科既是梯子也是枷锁，梯子让他少年登顶，枷锁让他一辈子活在比较里，到哪儿都被人拿"孙中山儿子"这把尺子量，脾气自然越发拧巴。
 
孙科这一生，从1923年广州市长，到后来立法院长、行政院长，再到1949年拒赴台湾、流亡海外，终其一生没像很多民国权贵那样搜刮民财，但也始终没真正走出父亲的影子。
 
1923年那根砸在玻璃板上的手杖，其实早早就把他性格里的弱点亮给了历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