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弹劾案在8月4日出现核心证据被毁、控方举证乏力等关键变数，显著降低了弹劾定罪可能性。
首先，由于核心物证销毁而削弱控方根基，控方指控莎拉滥用机密资金的关键证据——四张总额5亿比索的支票原件，被土地银行前经理当庭证实已按内部规定销毁，仅余电子副本。在菲律宾司法体系中，纸质原件的法律效力远高于电子记录，这一情况直接导致控方证据链出现重大缺口。辩方顺势承认支票真实性并放弃交叉质询，进一步凸显控方在核心证据上的被动。
当前，控方举证策略暴露证据短板，为弥补核心证据不足，检方准备了超100名证人及数千份文件，但参议长加查利安公开质疑其“人海战术”缺乏说服力。例如，在“暗杀威胁”指控中，尽管国家调查局确认视频真实性，却无法提供杀手身份、行动方案或转账记录，最终因证据不足被辩方驳斥。审计署虽计划传唤审计员出庭说明资金流向问题，但辩方已对845张争议收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举证效率和效力均受影响。
参议院投票门槛成控方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菲律宾宪法，弹劾定罪需24名参议员中至少16票支持。但当前实际到场仅21人，控方需在其中获得16票，而莎拉阵营只需守住6票即可否决弹劾。
政治博弈与公众态度影响走向，马科斯政府试图通过弹劾阻止莎拉参选2028年总统的意图明显，但莎拉民调支持率未受冲击，全国范围内仍为总统候选人领跑者。控方证据缺陷与程序争议叠加，使得弹劾案更趋政治化，而司法程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马科斯阵营“清除政治威胁”的难度。
由此来看，核心证据失效、控方策略失当、参议院票数不足及内部政治分歧，共同构成了莎拉弹劾案的关键变数，使其定罪可能性大幅降低。菲弹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