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张澜、罗隆基从上海虹桥疗养院的特护病房神秘失踪，导演这一切的，正是董竹君。

这样的事，董竹君很早就开始做了。
1929年深秋，刚被组织营救出狱的黄埔五期生宋时轮，流落上海街头。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身无分文，几近绝境。辗转打听到董竹君的住址后，他找上门去。董竹君当时刚与四川都督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独立谋生，所办的群益纱管厂勉强运转。
这个穿旧西装的年轻人说，他刚从监狱出来，需要一笔路费回湖南找队伍。董竹君晚年，用极平淡的笔调记下这件事：“我见他诚恳，又是黄埔学生，便给了他几百元。”
董竹君没有说具体数字，宋时轮晚年对女儿讲起时，给出了确数：八百块大洋，一个小布包，足够买十几条步枪。他靠着这笔钱回到浏阳，拉起了游击队，后来汇入红六军。
1950年，已是第九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特地去上海看望董竹君：“董先生，没有你当年的资助，我可能早就死在上海了。”董竹君笑着说：“你现在是大官，我总算没有看错人。”

上海沦陷前后，锦江川菜馆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枢纽。
1935年锦江川菜馆开张时，董竹君专门在二楼留下一个最隐僻的“特别间”，不对外挂牌。她交代亲信茶房，这个房间送茶水由她亲自来，客人谈什么，一概不准问。当时频繁进出这个房间的人，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夏衍，还有石西民、于伶等左翼文化人。
董竹君记下了潘汉年的习惯：“他每次来，总是一袭长衫，话不多，喜欢点干烧鲫鱼和冬笋肉丝。”
这一时期，董竹君掩护过很多人，有时候几乎就是把性命拴在裤腰带上。
1937年，陈同生化名陈农菲，从苏州反省院被营救出来时，肺病严重，无家可归。董竹君二话没说，直接把他接回霞飞路的寓所，对孩子们说这是乡下来的表舅。
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一来，我就把孩子们赶到前楼，叮嘱在弄堂口跳绳，看到陌生面孔就回来报信。”有一次，法租界巡捕房突然来查户口，没有预告。亭子间里陈同生和几位同志正开着会。董竹君一面让保姆从后门楼梯上去敲信号，一面笑着把巡捕让进楼下客厅，用流利的法语和他们周旋。陈同生当即躺下装病，脸上被抹了一层黄栀子水，灯光下看着活像黄疸病人。巡捕上楼瞄了一眼，怕传染，很快掩鼻退走了。后来董竹君说到这一幕时仍心有余悸：“那时候心是提到嗓子眼的，脸不能变色。”
那一时期，文化界的左翼人士同样受到了董竹君的翼护。
1937年《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经费极度困难。郭沫若、夏衍四处筹款，夏衍找到董竹君，她当场开了一张大额支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特意留了一笔：“董竹君女士对我们经济上的支持，是不能忘记的。”于伶主持的上海剧艺社在“孤岛”时期活动，排演进步剧目，经常连演员的夜宵都成问题。董竹君让演员散戏后直接到锦江来，免费管一顿饱饭，有时还私下给剧社拨一笔款子，不立字据，也不要回报。

董竹君的护身符，是她用社会身份和复杂人脉织成的一张网。她刻意结交了杨虎的几房太太，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官场人物维持着微妙的“牌桌交情”，法租界当局视她为体面的实业家，青帮头面人物杜月笙也是锦江的座上客。
她对此从不避讳，晚年回忆时说：“我利用自己经商的公开身份，又有杨虎那层关系，敌特对我多少有几分忌惮。有时候明知我家里藏着人，也不敢贸然来搜。”
1946年，周恩来离沪前，和邓颖超在锦江那个“特别间”约见董竹君。周恩来明确告诉她，利用她的社会地位多做掩护工作，也为解放区筹集物资和药品。董竹君照办了，之后几年，医药、器械，甚至无线电器材，经由她的商业网络，从上海流向苏北。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
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授意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务必在撤退前处决张澜和罗隆基，两人当时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
吴克坚领导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迅速把情况转告董竹君，要求她设法营救。董竹君找到副院长郑定竹，希望他能帮忙。郑定竹被董竹君的赤诚打动，他紧急修改病历，宣布张、罗二人病情突然恶化，“绝对不宜移动”，随后将他们秘密转移到另一栋楼的一间空病房，连疗养院内部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特务数次上门要人，郑定竹都以“出了问题你向警备司令部报告”硬顶回去。毛森一度起了疑心，打算强行搜院。董竹君则每日派人以送滋补炖品为名，将外部情报和地下党的指令藏在食盒夹层里递进去，她对送饭的人只有一句交代：“盒子要亲手交给郑院长，谁都不许打开。”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张澜和罗隆基安然走出虹桥疗养院。
张澜拉住郑定竹的手，称他救命恩人，郑定竹摇了摇头：“真正该谢的人，是董竹君。”

解放后，董竹君把自己一手创办的锦江饭店上交国家，出任首任董事长。
当年她掩护、资助过的那些人，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没能看到胜利。
她没有多谈功绩，只留了一句：“我所做的，都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在她看来，那份特别间菜单上反复出现的干烧鲫鱼，可能比一切溢美之词都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