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李宗仁飞抵北京后，曾公开指斥数月前刚在台北病死的陈诚“欺世盗名”。有人认为，这迟来的一击，不过是他旅居美国期间向唐德刚口述回忆录时，对陈诚那种系统性鄙夷的公开版本。

1965年7月20日，阔别大陆16年的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飞抵北京，就在各界关注这位前朝元老的归国表态时，他却在谈及数月前刚在台北病逝的陈诚时，毫不留情地甩出了“欺世盗名”四个字。

人死怨不消，这番评价很快引来诸多议论，有人说李宗仁是挟私报复，把几十年的旧账翻出来跟死人算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重话绝非一时意气，它既是桂系与中央嫡系三十多年缠斗的总清算，更藏着李宗仁对国民党政权溃败根源的终极判断。

在国民党内部，陈诚并不是普通的将领，他是蒋介石手中最锋利的“削藩刀”，这也是他与李宗仁结怨的根本原因。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当时还只是第十一师副师长的陈诚，率部充当击溃桂系的先锋，一举端掉了李宗仁、白崇禧经营多年的武汉根据地，这一战让桂系彻底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核心地盘，也让陈诚成了桂系眼中蒋介石的头号鹰犬。

但真正让李宗仁耿耿于怀的，远不止战场胜负，此后二十年间，陈诚的每一次升迁，几乎都伴随着对地方实力派的打压。

抗战时期陈诚主管军政补给，第五战区的桂系部队始终在兵员、装备上被区别对待；抗战胜利后，他更是借着整编军队的名义，大批裁撤杂牌部队，连粤军将领余汉谋请求保留部队建制，都被他拍桌怒斥“你想造反吗”。

在李宗仁看来，陈诚的核心作用从来不是带兵打仗，而是替蒋介石铲除异己、打造清一色的嫡系体系，桂系作为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首当其冲成为打压对象，双方的矛盾早已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路线与权力的根本对立。

李宗仁对陈诚最尖锐的否定，集中在军事能力上，他直言陈诚的才干顶多指挥一个师，蒋介石硬让他统领几十万大军，必败无疑，这番评价看似刻薄，实则戳中了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死穴。

1947年陈诚主政东北，上任伊始就喊出“六个月恢复优势”的口号，结果不到半年就把东北局势彻底搞砸，最典型的就是公主屯战役，新五军被东北野战军合围后，军长陈林达多次求援，近在咫尺的廖耀湘部却始终出工不出力，眼睁睁看着整支军队被全歼。

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就在陈诚自己身上，他一到沈阳就拿立下战功的陈明仁开刀，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名撤了这位四平守将的职，又大肆排挤杜聿明旧部，把土木系的人安插到各个关键位置。

如此一来，非嫡系将领人人自危，战场上自然不肯拼命，所谓“分兵失误、不懂战术”只是表象，真正葬送东北国军的，是派系倾轧下的指挥失灵。

当时东北民间流传的“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与其说是嘲讽他的军事能力，不如说是讽刺他上任后地盘越打越小、政令不出沈阳的窘境，而这一切，恰恰是陈诚带着派系私心打仗的必然结果。

至于“欺世盗名”这句最重的评价，李宗仁针对的其实是国民党刻意包装的“陈诚神话”。

退守台湾后，陈诚主持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政策，被国民党宣传成仁政典范，他本人也被塑造成清廉能干的“党国完人”，但在李宗仁看来，这套政绩本质上就是政治表演。

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曾下令将台湾的黄金储备调回大陆支撑战局，却被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一口回绝，一个省主席敢公然抗命中央，说到底是因为陈诚只认蒋介石，不认国民政府，他从一开始就按照蒋介石的部署，把台湾经营成蒋家的私人退路，黄金、军队、人事权全部牢牢攥在手里，根本没把所谓的“中央法统”放在眼里。

而被吹上天的台湾土改，在李宗仁眼中同样水分十足，陈诚靠着大陆运去的巨额黄金和美国经济援助，花钱从地主手里赎买土地再分给农民，本质是用国家资源收买人心，同时打压台湾本地地主势力，巩固蒋氏政权的统治基础，这种靠财力堆出来的改革，既不是真正的施政能力，也算不上什么德政，不过是巩固派系权力的手段罢了。

说到底，1965年的这场隔空痛骂，从来不是李宗仁对陈诚个人的报复，他真正批判的，是国民党那种“任人唯亲、派系至上”的权力逻辑，谁忠于蒋介石，谁就能身居高位、把持大权，哪怕才不堪任；谁不属于嫡系圈子，哪怕战功赫赫、身居高位，也处处受制。

在李宗仁的复盘里，国民党之所以丢掉大陆，不是输在兵力、装备，而是输在这套私心压倒公义的体制，陈诚作为这套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和执行者，自然成了他口中国民党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这句迟来的评价，既是三十多年政争的余响，也是一个旧时代失败者，留给前朝的最后一句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