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气，但晚上仍与她行夫妻之事。张幼仪晚年回忆说：大婚当天，我们就圆房了，在英国时，虽然他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他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

这种“白天冷脸、晚上尽责”的日子，张幼仪整整熬了七年。

这场婚事，从头到尾都是两家大人一手操办的。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在杭州一中视察时，看到徐志摩的考卷后大为赞赏，认定这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便主动向徐家提亲。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海宁硖石的首富，经营着钱庄、丝厂、发电厂，家底极厚。能跟张家这样的名门望族联姻，自然求之不得，他当即回信：“我徐申如以娶张幼仪为媳为荣。”

不过，徐申如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根本没问过儿子的意见。

徐志摩当时虽然还只是个学生，但脑子里装的早就不是那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他追求的是“恋爱至上”，是“自由之精神”，是“独立之人格”。在他看来，这场包办婚姻就是一道绑在他身上的枷锁。可他又不敢公然违抗父亲，只好硬着头皮把新娘娶进了门。

1915年10月29日，18岁的徐志摩和15岁的张幼仪成了亲。新婚之夜，两人圆了房，但徐志摩一句话都没跟张幼仪说过。他尽了一个丈夫在身体上的“义务”，却连一个正眼都不愿意给明媒正娶的妻子。

刚成婚没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去了外地求学。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徐志摩连孩子都没多看几眼，就急着远赴美国留学。他在美国先后就读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又转往英国伦敦。那几年他给家里写信，只问候父母学业，对刚出生的儿子只字未提。

1920年底，公婆实在看不下去，决定让张幼仪出国陪读。张幼仪剪掉长发换上西式套装，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去欧洲的邮轮。

到了马赛码头，她在人群里一眼认出了徐志摩，然而徐志摩脸上没有半分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掩饰不住的烦躁。上下打量张幼仪一番，徐志摩开口道：“你还是这么土，真是没办法。”

随后，徐志摩把张幼仪安顿在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小镇的一间小屋。白天他去学校上课，和朋友高谈阔论，和林徽因鸿雁传书。张幼仪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只能整天坐在屋里等。他回来后，要么伸着腿在院子里读书，对佣人呼来喝去，就是不跟她说一句话。

到了晚上，他仍然会走进她的房间，行夫妻之事。

不久后，张幼仪再次怀孕。当她小心翼翼把这个消息告诉徐志摩时，徐志摩想都没想就叫她打掉。张幼仪害怕地说“有人因这个而死”，徐志摩轻飘飘地回了一句：“有人坐火车也会死，不还是有人坐？”

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张幼仪，何曾受过这般委屈？她彻底伤心了，更不愿打掉孩子。谁曾想，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徐志摩竟直接消失了！怀着孕的张幼仪，居然被单独扔在了异国他乡。

无奈之下，张幼仪也顾不得家丑外扬，只能求助在德国的二哥张君劢。

1922年，她在柏林生下幼子彼得。谁知孩子刚满月，徐志摩就带着证人找上了门签离婚协议。张幼仪心已死，含泪签下名字。两人的离婚案，也成了中国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徐志摩后来在诗里写：“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他终于甩掉了那个他认为是“烦恼结”的婚姻。可那个被他甩掉的女人，后来活成了他高攀不起的样子。

离婚后的张幼仪没有回国，在二哥的帮助下进入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1926年回国后，她出任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引入西方剪裁理念，让云裳迅速成为上海滩顶尖女装品牌。随后她又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仅用半年就让这家濒临倒闭的银行扭亏为盈。这个曾被徐志摩嫌弃“土”的女人，成了中国早期少有的女性银行高管。

晚年张幼仪对侄孙女张邦梅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

在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不少婚姻都以悲剧收场。对于徐志摩这类新青年，社会虽有议论，却不会过分苛责一个男性追求自由；然而，并非所有女性都像张幼仪有家庭托底，能迎来涅槃重生。更多同时代的女性，从始至终，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