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和珅还贪的清朝第一大贪官！真正的“第一贪“是庆亲王奕劻

后人把他称作比和珅还贪的“第一贪”，并不只是因为他留下的财产惊人。真正可怕的是，他把朝廷的用人权、办事权和人情关系，拧成了一门长期生意。
奕劻生于1838年，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身份听着显赫，实际只是宗室旁支。1850年，他承袭辅国将军，起点不算高，后来才由贝子、贝勒逐渐往上走。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并不是带兵打过胜仗，也不是办成了什么大事，而是他很懂得怎样接近权力中心。
奕劻写得一手好字，又与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交好，知道如何在宗室和宫廷之间找门路。他不爱公开争强，也很少表现出锋芒，这种圆滑和顺从，恰好让掌权者觉得省心。
别人觉得他能力平常，慈禧看中的却是另一点：这个人听话，不轻易唱反调，也没有表现出太强的政治野心。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发生“甲申易枢”。恭亲王奕䜣等人被赶出权力中枢，奕劻接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晋封庆郡王。
这个位置让他正式进入晚清外交核心。1894年，他升为庆亲王；1903年又进入军机处，同时参与外务、财政和练兵等重要事务。
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多，庆王府门前也越来越热闹。时人把奕劻和那桐讥讽为“庆那公司”。这里没有真正的招牌，却比不少商号更会做买卖。
地方官想换个好位置，京官想加快升迁，受到弹劾的人想平安过关，都知道送到庆王府的礼不能太轻。
晚清笔记中流传着各种“官价”，有的说知府职位需要数万两，有的说巡抚、总督所费更高。这些具体数字很难逐笔核对，但奕劻利用权力卖官受贿，并不是后来凭空编出的故事。
1904年，御史蒋式瑆上奏弹劾奕劻，直指庆王府门庭如市，大小官员争相送礼，还称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款。
关于这笔钱，史料中有一百二十万两、二百万两以及数百万英镑等不同说法，很难把其中某一个数字当成毫无争议的结论。
但有一点很清楚：奕劻的财富早已引起朝野怀疑，而且如此庞大的家产，很难只靠亲王俸禄和正常收入解释。
朝廷后来派人到汇丰银行查问，银行以客户账目不能外泄为由，拒绝提供详细资料。调查没能拿出结果，奕劻安然无事，蒋式瑆反而因为“查无实据”受到申斥和调职。
这件事让官员们看明白了：庆王府不是不能查，而是没人愿意真查。连负责弹劾官员的御史都碰得头破血流，其他人自然更不敢开口。
1907年，新的风波又烧到庆王府。
御史赵启霖等人弹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指其为了谋取职位，向奕劻送上十万两寿礼，还通过奕劻的儿子载振打通关系。案件又牵出杨翠喜风波，一时闹得满城皆知。
结果依旧熟悉。事情没有真正追到奕劻头上，提出弹劾的赵启霖却被革职，段芝贵虽然离任，庆王府的根基仍没有受到动摇。
两次弹劾都不了了之，靠的并不是奕劻能够证明自己清白，而是他身后的关系网太厚。
他长期受到慈禧信任，手中又掌握重要的人事和政务，不少官员的前程都绕不开他。袁世凯等实力人物也主动与他维持关系。送礼者、求官者和受益者彼此勾连，庆王府便成了这张网的结点。
奕劻造成的破坏，也正在这里。
一个人贪钱，损失的也许只是一笔银子；一个掌管用人的大臣公开收礼，毁掉的却是整个选官标准。
那些花重金买来职位的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怎样把地方治理好，而是想着如何把买官的钱尽快捞回来。钱从哪里来？最后仍要落到普通百姓、地方税款和各种摊派上。
真正肯做事、又不愿意送钱的人，反而很难得到机会。久而久之，朝廷留下的不是最能干的人，而是最会钻门路、找靠山和送厚礼的人。
1911年，清廷裁撤军机处，组建责任内阁，奕劻成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表面看，他已经站到权力顶端；实际上，这个王朝只剩下一副摇摇欲坠的架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响应。奕劻主张重新起用袁世凯。不久，袁世凯接替他重新组阁，奕劻逐渐退出权力中心。
1912年清帝退位后，奕劻去了天津，后来又返回北京。他没有像和珅那样被抄家，也没有为晚清官场的腐败付出相称代价。
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让他在王朝结束后仍能过着优裕生活。对那些被买官卖官和层层盘剥拖累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格外讽刺。
1917年1月，奕劻在天津去世，按当时的年龄算法为79岁。家人向已经逊位的溥仪请求赐谥，内务府最初拟定“哲”字，溥仪不同意，最后定为“密”。
“密”有追补过失的意思。一个生前把关系经营得滴水不漏的人，死后却没能换来一个真正体面的评价。
所以，奕劻被称作清朝“第一贪”，关键不在于他和和珅谁家的银子更多。
和珅的财富后来被嘉庆查抄，奕劻却把贪腐做成了官场规则，又把个人财产放进朝廷难以追查的渠道。他拿走的不只是钱，还让朝廷失去了公平用人和自我纠错的能力。

奕劻不是晚清所有问题的制造者，却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环。他最值得后人警惕的地方，不是会收多少礼，而是让许多人相信，不送钱才是不懂规矩。
当错误变成规矩，当腐败成了门路，再大的改革也容易只剩下一副空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