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原中组部副部长高淑兰被中央免去职务。她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交出钥匙，坐上了开往长辛店的班车，重新回到北京二七机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长辛店的厂区里，机器一开，轰鸣声能传出很远。工人们穿着沾有油污的工作服，在车间和厂房之间来回走动。1978年年初，高淑兰重新出现在这里时，不少老职工一眼就认出了她。
几年前，她从这座工厂调往北京市机关，后来又进入中央组织部门工作。如今，她没有坐小汽车回来，也没有带着随员。她只是换回工装，领了工作用品，重新成为厂里的一名职工。
这种变化，放在谁身上都不算小。前一天还在机关办公室处理文件，转身就回到生产单位，面对熟悉的机床、工具和班组同事。有人替她感到惋惜，也有人想知道，她会不会因为身份落差而闹情绪。
厂里在安排工作前，曾询问她有没有个人要求。高淑兰的回答很直接：自己原本就是工人，厂里需要她去哪里，她就去哪里。她没有要求照顾，也没有拿过去的职务为自己争取特殊位置。
她与二七机车厂的缘分，始于1958年。那一年，高淑兰十六岁，进入工厂参加劳动。她年纪不大，文化基础也有限，可干活利索，交代下来的任务很少拖延，在年轻工人中渐渐有了名气。
当时的工厂看重实际表现。谁肯钻研技术，谁在生产任务紧张时顶得上去，大家心里都有数。高淑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她先成为生产骨干，后来承担班组和车间管理工作。
1969年入党后，她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她先后担任车间干部、党支部负责人、厂工会副主任和厂党委副书记。她熟悉基层职工的生活，也知道车间里哪些问题最容易影响生产。
1973年，高淑兰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两年后，她离开工作多年的二七机车厂，进入共青团北京市委。不久，她又被调往中央组织部门，工作环境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工厂，事情好不好办，往往能从生产进度和工人反应中看出来。到了机关，面对的却是干部材料、组织程序和各地送来的复杂问题。许多事情牵涉面广，不是光靠热情和勤快就能处理妥当。
1976年，高淑兰担任中组部副部长。那时她只有三十四岁。从十六岁的车间女工走到这一岗位，前后不到二十年。这样的经历既有她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深深带着那个年代选拔干部的特点。
1977年，组织工作面临新的调整。许多长期积压的问题等待处理，社会各方面对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面对新的形势，原有工作方式和领导班子都需要作出改变。
这一年年底，中组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高淑兰被免去副部长职务。她没有在机关久留，也没有四处托人安排新的位置。办完手续后，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办公室钥匙交还，随后离开。
从城里的机关到长辛店，路不算短。班车向厂区方向驶去时，她面对的并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人生轨迹的突然转弯。二十年前，她从这里起步；二十年后，她又回到了最熟悉的地方。
回厂之初，工友们多少有些拘谨。过去和她一起干过活的人，仍习惯叫她一声“高师傅”；年轻职工只知道她曾在中央机关任职，见面时难免多看几眼。她对此没有特别解释，也很少主动谈起从前。
她每天照常上班，按厂里的制度办事。该参加的会议参加，该完成的工作完成。遇到职工来找她，她也像过去一样听完再处理。渐渐地，大家不再把她当成“回来的副部长”，而是重新把她看作厂里的老职工。
后来，工厂根据她的经历和实际能力，把她安排到生活服务和职工管理岗位。她先后参与住宅环境、厂医院党支部和家属区管理等工作。这些岗位不在聚光灯下，却与职工生活紧紧相连。
家属区里的事，看起来都不大，真正办起来却很费心。房屋漏水、道路卫生、邻里纠纷、家属困难，每一件都需要有人协调。问题处理得慢了，职工上班也不安心；处理得不公平，更容易引发矛盾。
高淑兰没有因为自己曾在中央机关任职，就觉得这些工作不值得做。谁家有困难，她会了解具体情况；遇到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她也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而不是随口答应后便没有下文。

从1978年回到二七机车厂，到1997年退休，高淑兰又在厂里工作了近二十年。加上早年的经历，她的大半生都与长辛店这片厂区相连。无论人生怎样转弯，她最终都没有离开劳动和基层生活。
回头看，高淑兰的经历并不是简单的“升上去又落下来”。年轻时，她凭借工作表现得到培养；进入机关后，她也经历了超出个人经验的复杂环境；工作调整之后，她又必须重新适应普通岗位。
真正不容易的，是她没有让过去的职位成为沉重包袱。职位还在时，不代表一个人永远站在高处；职位没有了，也不等于生活失去意义。回到工厂后，她仍然有工作可做，也仍然能够在具体事务中体现价值。
有人遇到落差，会反复回忆从前，觉得眼前的一切配不上自己；也有人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对同事冷淡，对安排敷衍。高淑兰没有这样做。她选择接受变化，重新从每天的事情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