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向前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对前来探望他的战友李先念，说出了自己的三个遗愿。在得知徐向前的三个遗愿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否决前两个遗愿，只答应第三个遗愿。
1990年11月，一只骨灰盒离开北京，先后向四个方向远行。它没有被送进陵园长期安放，也没有留下供人凭吊的墓穴。徐向前最后回到的，是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四处山河，正好串起了他几十年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地方。
这场跨越数千里的送行，来自病房里的一次托付。那年春天起，徐向前的心绞痛反复发作，身体越来越差，后来又出现持续低烧。6月27日，他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出门时，他回头看了看居住多年的院子，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很难再回来。
6月29日，李先念赶到医院探望。两人并不是一般的老同事，他们共同经历过红四方面军的岁月，也都对西路军那段艰难往事记忆很深。见面后，徐向前没有多谈病情，而是直接交代三件事：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到四个曾经战斗过的地区。
话不多，分量却不轻。李先念听完后，没有当场作出明确答复，只是握着老战友的手宽慰他。徐向前想把后事办得越简单越好，可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关起门来就能决定的事情。他的离去关系到许多老战友、老部下，也关系到社会各界怎样表达哀思，个人愿望与必要礼仪之间出现了难题。
到了8月5日，徐向前病情进一步加重。他把家人叫到床边，又把三条遗愿重复了一遍，还叮嘱子女今后做人做事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家人听得明白，他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故意做出姿态，而是真不愿在自己离世后兴师动众。
这种想法与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完全一致。他不喜欢排场，家里许多东西用了多年也舍不得换；对子女更严，最忌讳他们借父亲的身份得到照顾。他常提醒孩子，路要靠自己走。到了人生最后阶段，他仍按同一个标准要求家人，也安排自己。
可李先念和有关方面不能只从“从简”两个字考虑。若连一次正式送别都不安排，很多并肩工作过的人无法见他最后一面，他一生的重要经历也缺少应有的社会表达。反复权衡后，前两条没有按徐向前原来的设想执行，但仪式仍被控制得庄重、克制，尽量不铺张。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在北京逝世。此后发布讣告，对他的经历和贡献作出正式评价。10月18日举行送别，相关场所下半旗志哀。形式上保留了必要礼仪，却没有把场面无限扩大。这正是李先念等人考虑再三后作出的折中处理。
在具体安排上，外界看到的是一次正式送别，而不是另行召开的追悼大会。这个区别看似只是名称变化，背后却有明确分寸：既让战友和群众有机会表达哀思，又不把后事办成层层加码的盛大场面。徐向前反对的，正是这种铺张。
第三条遗愿则没有打折扣。骨灰被分成四份，11月1日至10日，家属和工作人员带着骨灰先后前往四地。一路没有修墓、立碑的安排，也没有把行程变成隆重活动，重点只有一个：把老人送回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战场，也送回那些长眠在山河之间的战友身边。
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成长的重要区域，徐向前曾在那里指挥部队打开局面；大巴山连接着川陕根据地的艰苦岁月，许多将士在山岭间行军作战。对他来说，这两座山不是地图上的名称，而是队伍从弱小走向壮大的见证。
太行山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徐向前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后，曾在晋东南开展抗日斗争。那里山高路险，生活条件艰苦，却也是军民共同坚持斗争的地方。把一部分骨灰撒在那里，是把自己重新放回当年的队伍之中。
河西走廊的意义更加沉重。西路军西征失败，大批将士牺牲，徐向前和李先念都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多年以后，他们很少用激烈语言谈起往事，但心里始终记着那些没有回来的战友。徐向前选择河西走廊，不是追求悲壮，而是不愿与他们失散。
四个地点中没有北京，也没有专门为自己挑选的墓地。故乡山西五台后来保存了他的骨灰盒和遗像，但骨灰本身仍按遗愿撒向四地。他把最后的归宿交给战斗过的土地，等于告诉家人：个人名声可以放下，真正不能忘的是共同走过的路，以及在路上付出生命的人。
李先念明白老战友不愿铺张，也明白国家和群众需要一个告别的出口。于是，形式被压缩，分寸被保留；第三项涉及徐向前最深的感情，则完整落实，没有改成安葬，也没有另建陵墓。
我认为，这三条遗愿最值得回味的地方，不只是“简朴”二字，而是徐向前怎样看待自己。他没有把战功当成个人财产，也不愿让后人围着一座墓反复讲述荣耀。他更希望自己回到山河，回到队伍，回到普通一员的位置。
李先念最终没有全部照办，也不是轻易推翻老战友的决定。个人的谦让需要尊重，历史人物的离去同样需要留下正式记录。前两项作出调整，第三项坚决完成，既顾及社会感情，也守住了徐向前真正看重的东西。多年后再看，这样的安排并不热闹，却很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