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八年里，叛军为何死战不降？不是安禄山想反，他也很无奈
宝应二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逃亡。一路上，他想投奔旧部，却接连吃了闭门羹。最后走到穷途末路，只能自缢而死。这个由安禄山建立的燕政权，到此才算真正垮掉。
奇怪的是，早在六年前，安禄山就已经被杀。后来掌权的安庆绪、史思明，也先后死在自己人手里。几个领头者一个接一个倒下，手下将领却没有立即散伙，反而又打了多年。
原因并不复杂。对许多叛军将领来说，这已经不是替安禄山卖命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军队、地盘、家属和性命，全都压在了这场战争上。仗打到一半，安禄山可以死，燕国皇帝也可以换，但他们不能轻易放下武器。
安禄山起兵以前，唐朝的边防早已发生变化。为了应付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压力，朝廷不断把兵权、财权和地方管理权交给节度使。时间一长，边军越来越像某位将领的私人班底，而不是随时可以调动、更换的朝廷军队。
安禄山同时掌握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控制着河北和东北方向的大批兵马。他不只是一个带兵将领，身边还有完整的官署、粮草体系、亲信网络和商贸关系。许多军官的官位、财富，甚至全家的生活，都靠这个集团维持。
这种结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一旦怀疑主将，主将就很难只交出自己。因为他的部下同样会担心，新来的官员会不会查旧账，过去依附安禄山的人会不会被撤职、治罪，军中各族士兵会不会遭到报复。
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表示安禄山有反心，又清查其在长安的势力，逮捕和处置部分门客。朝廷还不断试探安禄山，想弄清他究竟听不听调遣。
安禄山当然有野心，也早已为扩大势力做了准备。但站在他当时的位置上，退让同样意味着危险。进京可能失去兵权，留在范阳又会被视为抗命。朝廷越怀疑，他越不敢交兵；他越不交兵，朝廷就越认定他迟早要反。
到了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这个口号很容易理解，也容易鼓动部下：不是反对皇帝，而是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可是军队一旦越过河北，攻占洛阳，建立新政权，性质便彻底改变了。
最初跟随安禄山的人中，有长期驻守边地的军士，有契丹、奚、同罗等部众，也有河北当地的汉人军官和士卒。他们并不是出于同一个理由参战。有人为了升官发财，有人服从上级，还有人只是依靠军营吃饭。
但开战以后，这些人的命运很快被捆在一起。将领参与攻城杀官，军士跟着抢占州县，地方豪强为叛军征粮招兵。谁手上都不干净。即使有人中途后悔，也会担心唐军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按叛逆处置。
战争中的现实，又不断加重这种恐惧。唐军收复长安、洛阳时，需要借助回纥骑兵。回纥军队参战后出现抢掠，百姓和军民都遭受损失。河北叛军听到这些消息，自然更不敢相信放下武器就能平安回家。
更让人不安的是史思明的经历。安庆绪失势后，史思明一度向唐朝归降，也得到官职。但唐廷对他始终不放心，有人准备暗中除掉他。消息泄露后，史思明再次反叛，还重新攻占洛阳。
这件事给其他叛将传递了一个很直接的信号：手里有兵，朝廷还会谈条件；一旦交出军队，能不能活下去就很难说了。因此，许多将领嘴上可以表示归顺，兵权却绝不愿轻易交出。
唐朝也没有足够力量迅速解决河北。757年收复两京后，朝廷看似已经扭转战局，但真正难打的阶段才刚刚开始。河北是叛军经营多年的地区，城池、粮道和军镇彼此相连，唐军进入后处处受到牵制。
759年的邺城之战就是明显例子。唐军多路兵马围攻安庆绪，却缺少统一指挥，各军之间互不服气。史思明突然出兵，唐军阵脚大乱，围攻以失败告终。安庆绪虽然随后被史思明杀死，叛军的主要力量却被他重新控制。
这也说明，燕军并不是围着某位皇帝运转。谁能控制军队、粮食和城池，谁就能成为新的首领。安禄山死了，安庆绪接手；安庆绪不行，史思明取代他；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又坐上位置。
真正让叛军瓦解的，并不是几个首领死亡，而是唐朝后来改变了处理办法。到了战争末期，唐廷不再要求把所有旧将一网打尽，而是允许部分人带着军队和地盘归顺。
田承嗣、李怀仙、张忠志等人看到了新的出路。他们不必替史朝义陪葬，只要改换旗号，承认唐朝名义上的统治，就能继续做节度使，原来的部队也可以保留。
于是，史朝义的队伍迅速分裂。过去跟着他作战的将领开始封锁城门、切断道路，甚至转过头帮助唐军追击。不是这些人突然忠心，而是投降的代价已经低于继续抵抗。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也不是因为十几万将士都对安氏父子忠心耿耿。真正支撑战争的，是军镇形成的利益关系，是将领对兵权的依赖，是士兵对生计和家属安全的担忧，也是朝廷长期拿不出可信退路造成的恶果。
等唐朝终于愿意谈条件时，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早已死去，两京多次遭到战火破坏，北方人口大量流亡，中央财政和军事力量也被严重削弱。战争虽然停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却从此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