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天津市委组织部宣布了新的领导班子名单，邢燕子得知自己不再担任市委书记后，当天下午就骑车前往北运河，那里有她负责的环保项目正在推进....
会议结束，人群陆续散去。有人关心新的名单，有人琢磨今后的安排，邢燕子却没有在机关里久留。那天下午，她骑上自行车，往北运河方向赶。职务发生变化，对她不是一件小事，可河边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她更惦记那里的水和沿岸村民。
这样的反应，并不是临时做出来的姿态。她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属于不驻会干部，分管农业和知识青年工作，没有因为职务提高就领取一份机关工资。她的收入仍由村里计算工分，按照普通女劳动力的标准分配，生活并没有跟着头衔一起改变。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眼中的“退出领导岗位”，到了她那里，没有变成一道过不去的坎。因为在邢燕子心里，职务从来不是日子的中心。能不能把地种好，能不能帮群众解决难题，才是她判断自己有没有尽责的标准。
早在1981年，她还保留天津市委书记职务时，就被安排到北郊区永新知青综合场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农场条件不好，杂草高蚊虫多，生产基础也比较薄弱。她没有把自己当成来检查工作的市领导，而是直接住下来，和大家一起干活。
哪里需要人，她就出现在哪里。地里缺劳力，她下地施肥；生活区忙不过来，她去帮助售货；生产遇到问题，她跟着职工一道想办法。她每天面对的，不再是宽敞的会议室，而是泥地、牲口棚和一件件说不上多大、却必须有人解决的小事。
北运河及其支流水质问题，也是在这样的基层生活中不断进入她的视线。那时一些乡镇生产单位发展很快，创造了收入和就业，但环保设施没有及时跟上。部分污水流进沟渠、河道，水体发黑，气味难闻，沿岸群众的饮水和灌溉受到影响。
在一些人看来，工厂刚发展起来，污染似乎可以先放一放。邢燕子不接受这种想法。厂子带来收入当然重要，可老百姓每天要喝水、做饭、种地。经济上的账能等一等再算，水一旦坏了，受影响的却是成片村庄和许多家庭。
她没有把治理河道理解成简单地清一次淤、堵几个排水口。污染来自哪里，影响多大，哪些单位应该整改，都得弄清楚。靠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很难看到真实情况，所以她往河边跑，往村里钻，也去请教真正懂水质和环保的人。
1984年，邢燕子当选天津市北郊区，也就是后来北辰区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的岗位看起来没有从前显眼，接触的事情却更具体。群众反映井水不好喝、河水不能浇地，她就记下来，再到现场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一段。
为了调查北运河和丰产河的污染，她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她查阅水利和环保方面的材料，走访专家，进入沿河农户了解情况，还亲自取水送去化验。沿丰产河排查时，她把一个个排水口找出来，不只看大的管道，也留意那些藏在杂草里的小沟。
这些工作很慢，也很琐碎。一个排污口今天看到的是浑水，明天可能就停了；一家工厂说已经整改，还得再看下游水质有没有变化。调查不能只走一次，更不能到河边拍张照片就算完成。她反复跑，就是为了让报告里写下的每个问题都经得住追问。
1990年前后，邢燕子完成了《天津市北运河水污染问题的报告》和《保护丰产河水免受污染的报告》。报告把河道污染、群众饮水和排水口分布等情况联系起来，也提出了治理意见，为当地改善供水条件、保护沿河水质提供了参考。
她做这两份调查时已经接近五十岁。这个年纪，完全可以把工作交给年轻人，自己听听结果。她却愿意一段河一段河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问。原因并不复杂，她早年就在农村劳动，知道水出了问题，最先吃苦的不会是坐办公室的人。
1994年夏天，北运河遭遇洪水，部分防护堤需要加固。考虑到她年龄和身体情况，有人不愿让她参加重体力劳动。她还是主动去了。装土、运料、加固堤坝，这些活和年轻时开荒、打鱼不一样，但在她眼里，都是眼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从1958年回到宝坻司家庄，到带领青年妇女组成“燕子突击队”，再到后来担任市级领导和基层人大干部，邢燕子的身份变过很多次。可她始终有一个习惯：事情来了，先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先看这件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2001年，她从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退休。此后，她仍参加社会活动，关心青年成长和基层发展。2009年，她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她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2022年4月6日，邢燕子在天津病逝，享年81岁。
回头再看1983年那个下午，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只是她骑了一辆自行车，而是她在身份变化后作出的选择。她没有把精力耗在职位高低上，而是继续奔向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何面对职务调整，比他坐在什么位置上更能说明问题。把官位看成待遇，岗位变化就容易变成心理落差；把岗位看成干事的平台，离开一张办公桌，照样能找到该做的事。邢燕子被人记住，不只因为她获得过哪些荣誉，更因为她在没人要求表态的时候，仍愿意骑车去现场，弯下腰，把群众身边的问题一件件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