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任国家财经主要负责人的陈云听说江苏吴江当地政府一直在按月接济亲姐姐陈星，当即安排工作人员连夜草拟信件寄给吴江县县长，要求核算过往所有接济钱款粮食明细，立刻停发补助，姐姐往后全部生活开销由陈云个人全权承担。
1952年11月28日，北京又有一封信寄往吴江。信不长，语气也不重，却追问得很具体：上个月已经通知停发陈星领取的家属优待费，为什么还没收到回音？过去县里每月补助多少，事情办到哪一步，都请尽快说明。
这已经是第二次催问。
陈云在意的不是几斤米、几元钱，而是这笔开销究竟应该由谁承担。姐姐生活有困难，他当然要照顾；可只要自己有能力解决，就不能因为职务较高，把一个家庭应尽的责任长期放进地方财政的账本。
事情还得从陈星说起。她比陈云年长八岁。陈云幼年失去父母，姐弟俩在清苦日子里相互扶持。对陈云而言，陈星不仅是姐姐，也是童年岁月中照看过自己、陪伴自己长大的亲人。
这份感情很深，并不是后来才有的客套。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工作繁忙，仍然惦记着姐姐。1950年4月，他将陈星接到北京，希望让姐姐住在身边，生活上也能有个照应。
可是，陈星长期生活在江南，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和起居方式并不适应。住了大约半年后，她还是在当年10月离开北京，回到吴江松陵生活。
陈星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不稳定。她过去靠摆小摊、卖些针头线脑维持日子，女儿离开吴江后，生活更加困难。当地干部了解情况后，按照困难家属的实际状况，给她提供了一定的钱粮帮助。
在地方接济出现以前，陈云并非没有管姐姐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不久，他曾托苏南行署负责人管文蔚转送钱款。地方后来知道陈星缺少收入，又将她列入需要照顾的困难对象。
也就是说，这件事并不是陈云主动替姐姐索要待遇，而是基层干部看到老人生活不易，按照当时的情况作出的安排。从地方角度看，这种帮助有现实理由，也不是暗中给予特殊好处。
可陈云得知消息后，仍然决定停掉。
他认为，地方照顾困难群众没有错，但自己的姐姐不能因为自己担任重要职务，便长期由公家供养。既然他的生活待遇已经有所调整，能够拿出个人收入帮助姐姐，这笔钱就不该继续由地方负担。
1952年10月27日，中财委办公室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吴江县县长杨明写去第一封信。
信的开头没有责问，而是先感谢县政府照料陈星。随后话锋转到最实际的问题上：陈星每月领取多少钱，或者多少米，前后一共领过多少次，都请县里认真查明。
这不是随口问问。
陈云还把停止发放的时间写得很清楚：从当年12月起，不再给陈星发放接济费用，今后的生活困难，由他本人负责帮助解决。信中还有一句“不必客气”，话说得平和，态度却没有商量余地。
这封信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有两件事。
一件是今后不能再领；另一件是过去领了多少，也要弄明白。陈云没有简单表示“从现在起算了”，而是要求把以前的钱粮数量查清，因为只有账目清楚，公家和个人之间的界线才能真正划明。
后来，这段经历常被说成吴江县一直不肯回复，县长因为担心陈云家庭负担太重，故意拖着没有办理。更准确的情况是，吴江县的回函已于11月24日发出，只是当时邮递速度较慢，北京方面尚未收到。
中财委秘书室因此在11月28日又寄出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再次说明，陈云现在的供给条件比以前有所提高，所以应该由他自己补助姐姐。同时，信中继续追问县政府过去每月补助多少，并要求将办理结果尽快告知。
这个时间差，反倒说明双方都在认真处理。
吴江方面依照困难情况帮助陈星，并不是有意讨好陈云；陈云连续去信，也不是责怪基层干部。他感谢地方的好意，却坚持把姐姐的生活责任接回自己手中。该领情的地方领情，该停止的补助照样停止。
这件事真正难得的地方，不是查出了什么严重问题，而是陈云不愿让“符合救济条件”慢慢变成“因为身份特殊，所以理所应当”。
制度规定是一条线，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怎样要求自己，又是另一条线。越是涉及自己的亲属，越容易出现人情上的含糊。陈云偏偏要在这种最容易含糊的地方，把钱粮数量、停止时间和后续责任全部说明白。
他也没有只说一句“不要特殊照顾”，然后把姐姐的困难丢给地方。
补助停下以后，陈星的生活仍要继续。陈云提出由自己承担，意味着今后要从个人收入中拿钱帮助姐姐。这样的处理既没有否定地方干部照顾困难群众的初衷，也没有让年迈的姐姐失去依靠。
二十年后，相似的选择又出现了一次。
1972年，陈星因病在北京，吴江松陵有关方面来信询问，她留在原住处的一些零星家具应该怎样处理。8月23日，陈云亲笔回复，说明姐姐正在病中，这件事由他作主，那些家具可以按照相关财产处理办法一概交公。
这并不是陈星去世后处置遗物。她当时仍然在世，只是因病无法亲自料理。陈云短短几句话，延续的仍是1952年的做法：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和私人财物的归属，宁可自己少留一些，也不让身份成为多占利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