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逮捕，消息传到南京军区司令部，许世友不关心案情，反而说了一句：我交代给他的事，还没给我办成......
1955年春天，扬帆被捕的消息传到南京。机关里有人议论案件，许世友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一个牺牲多年的战士，还有上海城里那个始终没有找到的孩子。
那句“事情还没办成”，背后压着一份七年前接下的托付。对许世友来说，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善举，而是一笔没有结清的账。只要孩子没找到，他对烈士的承诺就不算兑现。
时间回到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攻城部队与守军在城头反复争夺。华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一名敢死队员身负重伤，被送进救护所。他叫郭由鹏，临终前一直喊着要见许司令。
许世友赶到时，郭由鹏已说不出完整的话。他只断断续续提到，上海家里有个自己从未见过的女儿，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话没讲完，人便停止了呼吸。许世友摘下军帽，当场答应，上海解放后一定去找这个孩子。
郭由鹏参军前在上海一家米行做事，离家时结婚只有几个月。后来，他收到妻子辗转送来的信，才知道女儿已经出生，小名娟娟，身体一直不好。这也是他走到生命最后仍放心不下的事。
上海解放后，寻人很快被提上日程，可真正查起来困难重重。没有妻子的姓名，没有准确门牌，没有孩子的大名，甚至不知道母女是否搬过家。几条模糊信息放进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几乎无从下手。
许世友后来把任务交给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扬帆安排熟悉上海情况的钱运石具体查访。钱运石先查部队档案，又跑民政部门，希望从烈士家属的查询记录中找到线索，忙了多日，依旧没有结果。
转机来自一张偶然看到的报纸。上面有篇纪念济南解放的文章，作者恰好认识郭由鹏。钱运石顺着这条线找到烈士战友，确认孩子小名叫娟娟，母亲曾在纱厂工作。可上海纱厂很多，逐家排查以后，线索再次中断。
1955年4月，扬帆被正式逮捕，原有查访工作也停了下来。此时许世友已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的人变了，材料被搁下，可他没有把郭由鹏临终时没说完的话一同放下。
1957年10月，许世友到上海开会，又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提起这件事。黄赤波重新调出旧材料，抽调人员继续查。新一轮寻找不再只在市区里兜圈，而是从郭由鹏的籍贯和亲属关系入手，派人赶往宁波。
工作人员在那里找到了郭由鹏的伯父。老人保存的一封旧信上，写着“上海榆林区龙江路”。虽然没有门牌号码，却总算有了可以落脚的范围。公安人员回到上海，很快查到郭由鹏妻子秦玉兰留下的生活轨迹。
秦玉兰多年收不到丈夫消息，以为他已经牺牲，后来重新组成家庭。她在再婚前，把年幼多病的女儿送给一位常去城隍庙的老太太收养。可老太太姓什么、住在哪里，她都说不清楚。刚刚接上的线，又断在了城隍庙的人群里。
许世友仍不肯放弃。1959年4月，他再次见到黄赤波，又提起“那件事”。黄赤波重新翻看材料，发现姓名会改，住址会变，唯独先天性心脏病不会凭空消失。孩子长期患病，很可能在医院留下就诊记录。
方向一换，局面很快打开。寻找小组从医院记录入手，在广慈医院查到，一位老太太曾长期带着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看病。经过核对，这个已经改名为张荫娟的女孩，正是郭由鹏牵挂多年的女儿。
收养她的张老太发现孩子患病后，多次带她求医，还请人照料。找到时，张荫娟已经读小学五年级。她有了新的姓名和家庭，而那条几乎消失的身世线索，也终于重新接了起来。
许世友得知消息后，先托去上海出差的干部捎去糖果、饼干和文具，又给养母带去衣料。1960年5月，他到上海住进延安饭店，当天便把张荫娟和养母接来，仔细询问孩子的身体和生活。
从济南城头到上海饭店，前后整整十二年。真正让这件事有了结果的，不是一次大张旗鼓的寻找，而是在每次线索中断后，都有人重新翻开材料，再换一个方向继续查。名字变了，就查亲属；住址断了，就查病史。
在我看来，这段往事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许世友重感情，而是他没有因为郭由鹏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就把临终托付当成一句场面话。战事结束了，承诺仍然有效；经办人员换了，责任也没有消失。十二年的坚持，最后落到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里，这才是“守信”两个字最有分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