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在泰国的工厂倒闭后，在蒋经国的斡旋下，允许他回台湾生活，熊式辉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了好几天。
1954年7月24日上午，一架从香港飞来的客机降落在台北。舱门打开后，已经61岁的熊式辉带着家人走下飞机。顾祝同、白崇禧、李弥等旧日军政人物来到机场迎接，场面看起来相当体面。很难想象，就在不久前，他还在为一家人的去处发愁。
机场上的握手和寒暄，像是旧时代突然又回来了。熊式辉穿戴整齐，神情也轻松了许多。可真正让他高兴的，并不是这些迎接者，而是那张来之不易的入境许可。对当时的他而言，能够进入台湾地区，意味着多年漂泊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这个结果，他确实等了很久。
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大批离开大陆，熊式辉却没有立即前往台湾地区。他先后住在香港、澳门，后来又去了泰国。有人认为他是不愿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受冷落，也有人说，他对自己的处境仍抱有别的打算。不管内心怎样考虑，现实很快给了他答案。
熊式辉过去长期身居高位，做过江西省政府主席，也负责过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接收。1947年，他获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那时候，他身边从不缺人，许多事情只需交代下去，自然有人办理。可到了海外，这些官场经验几乎派不上用场。
为了维持生活，他在曼谷投资经营纺织厂，想从军政人物变成实业经营者。这个转身听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处处是门槛。原料从哪里进，产品卖给谁，机器怎样维护，工人如何管理，每一项都关系着钱能不能周转。
熊式辉擅长处理公文、调动人事，却缺少经营工厂的经验。企业开办后没有形成稳定销路，成本压力又不断增加，资金很快被消耗掉。现有史料能够确认的是，他在泰国经营过纺织厂，而且经营状况不佳，赔累严重；一些具体亏损数字和戏剧化细节，则没有可靠记录支撑。
工厂维持不下去后，熊式辉面临的已不是能不能保住面子，而是一大家人怎样生活。过去与他来往密切的人，有的已经失势，有的远在海外，还有的人不愿卷入旧派系之间的麻烦。曾经一句话就能调动不少资源的上将，只能重新托关系求人。
这时，他过去在江西积累的人脉发挥了作用。蒋经国回国后曾在江西任职，与熊式辉有过较深的工作联系。熊式辉当年为蒋经国安排职务，让他接触地方行政事务。如今熊式辉落难，蒋经国的关系成为斡旋中的一环，张群、汤恩伯等旧人也参与了联络。
不同记载对具体由谁递交申请、谁说了多少话，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熊式辉的入境问题经过多方奔走，最终获得蒋介石批准。它不是一次普通旅行申请，而是决定熊家能否结束海外困境的重要关口。
消息传到曼谷后，熊式辉兴奋了好几天。这种反应不难理解。他已经没有工厂，也没有稳定收入，继续留在泰国，只会让生活越来越被动。台湾地区虽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却是当时最现实、最容易安顿家人的地方。
他或许也想过，自己毕竟担任过重要职务，又有不少旧部和同僚在台湾地区，到了那里，即使不能掌握实权，安排一个顾问性质的闲职，维持日常生活，应该不成问题。机场上出现的迎接阵容，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期待。
然而，礼节归礼节，位置归位置。
熊式辉抵达台湾地区时，国民党内部已经完成新一轮权力调整。大陆时期围绕地方实力、军政派系形成的关系网，到了台湾地区后被重新安排。熊式辉离开权力中心多年，又背着东北接收失利等历史包袱，过去的资历已经很难兑换成新的实权。
他没有重新获得能够影响政局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再回到从前那种前呼后拥的生活。此后，他主要定居台中，逐渐减少公开活动，把时间放在读书、写字和整理个人经历上。与其说这是遭到严密看管，不如说是一个失势人物被时代留在了舞台之外。
这也是熊式辉晚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文章喜欢把他写成一夜之间从高位跌入贫困的悲情人物，但真实的人生并没有那么整齐。他仍有旧友往来，也能获得一定照应，只是再也不能决定重要事务。别人见到他还会称一声“熊先生”，却不会再等着听他的命令。
他的日记一直写到1974年1月20日。一天之后，也就是1月21日，熊式辉在台中去世。

回头再看他得知获准返台时的兴奋，里面其实混杂着多种心情。既有经商失败后的如释重负，也有对旧关系仍然有效的期待，更有一家人终于不用继续漂泊的安心。他以为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新起点，后来才发现，那更像是一个句号。
熊式辉的经历说明，官位带来的热闹往往依附于位置。人在位时，门前车马不断；离开那个位置，昔日关系便要接受现实的筛选。蒋经国等人的斡旋解决了他的落脚问题，却不可能把已经改变的权力格局重新摆回原样。
所以，1954年的那张许可，对熊式辉既重要，又有限。它让一个海外经商失败的老人有地方安顿家人，也让他结束了数年的辗转生活。但它没有带来政治翻身，更没有让昔日的荣光重新出现。兴奋几天之后，他面对的是另一种人生：没有命令要下，没有大事等他决定，只剩下漫长而安静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