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谢振华资历够高，33岁担任30军军长，是全军最年轻军长之一。可惜抗战长期任团政委，职务停滞；同期战友多升旅-师级，评衔时“职务台阶”不足。谢振华只授少将，与中将失之交臂。
1985年夏天，昆明军区即将成为历史。
一纸撤并命令下来，机关要调整，部队要转隶，数以万计的干部面临转业、交流或者离休。前方还有作战任务，后方却已经开始收拾营房、清点物资、整理档案，整个军区都处在变化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有关方面征求谢振华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军事科学院继续工作。
对一位已经担任昆明军区政委的大军区正职干部来说，这是一条很稳妥的去路。继续留在一线，意味着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他仍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可能。
谢振华没有顺着这条路走。
他的心思还在昆明。军区可以撤，番号可以取消，可那些突然面临去留问题的干部战士，不能没人管。政委要是在这时候先去了北京，下面的人难免会想：领导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好了，我们怎么办？
他提出把岗位让给年轻同志，自己回昆明协助处理撤编事务。
这个选择，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那次授衔。1955年，谢振华只被授予少将。以他的红军资历、战斗经历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来看，中将似乎离他并不远，可最后挡住他的，恰恰是一段看上去不够连贯的任职经历。
谢振华1916年出生在江西崇义。1930年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孩子可能还在跟着父母干农活，他已经背着行装，跟随队伍在山路上行军。
他成长得很快。
1934年，未满18岁的谢振华出任红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这个年龄能够担任主力红军团级政工干部，不仅要有胆量，还要能带队伍、做工作，遇到复杂情况也不能慌。
长征开始后，他参加了湘江、遵义、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一路上的饥饿、伤病和追兵，没有把这个年轻人压垮。等红军到达陕北时，他已经不是刚入伍的少年，而是经过多次生死考验的干部。
只看这段经历，谢振华的起点确实很高。
可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的职务上升速度慢了下来。1937年底，他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委员，后来又从事敌军工作，到延安学习，并带领干部前往山东、苏北开辟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谢振华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后来兼任政治委员。抗战多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团级和基层部队岗位上奔波。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
敌后环境十分复杂，一支部队既要作战，又要发动群众，还要筹集粮食、补充兵员、建立基层组织。团级主官看似离高级指挥机关很远，实际每天处理的都是具体而棘手的问题。队伍能不能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就看这些基层干部。
谢振华在这样的岗位上干了很久，仗没少打，责任也没少担，可职务台阶没有明显向上移动。与他资历相近的一些战友，抗战时期已经升任旅级、师级或者军分区主要领导，他的履历中间却像缺了一层楼梯。
战争年代用人，首先考虑哪里需要人。谁适合带团，谁能稳住一支部队，往往就会在那个岗位多干几年。可到了1955年评定军衔时，历史任职层级需要横向比较，长期停留在团级便成了无法忽略的因素。
抗战胜利以后，谢振华才重新加快了脚步。
他先后担任军分区和旅级领导职务，后来进入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历任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司令员。过去在基层积累的经验，终于在大兵团作战中发挥出来。
淮海战役打响后，谢振华率部参加分割黄伯韬兵团、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战场范围大，部队调动快，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迟疑，都可能影响整体部署。能够在这样的战役中指挥一个纵队，说明他已经具备独立掌握大部队的能力。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谢振华出任军长。
这一年，他33岁。
在全军整编后的军级主官中，这个年龄相当少见。许多人33岁还只是团级、师级干部，谢振华已经站在一个军的指挥位置上，随后又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上海解放后，第三十军承担淞沪地区的警备任务。谢振华从不到18岁的团政委，一路走到军长，时间跨度不算长，经历的战事却非常密集。
问题也正在这里。
他的履历两头很突出：红军时期起步早，解放战争时期升得快；偏偏中间的抗战阶段，在团级岗位停留时间较长。1955年评衔不是只看最后担任什么职务，也不是打一场大胜仗就能自动提高一级，还要综合考虑资历、战功、历史职务和当时岗位。
因此，谢振华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
身边有人替他惋惜，并不奇怪。一个33岁便担任军长的人，只获授少将，放在开国将领群体中确实容易引起讨论。尤其是与同期一些已经担任旅、师级职务的战友相比，他抗战时期的职务变化显得慢了一些。
谢振华没有把这件事变成心结。
此后，他继续担任军长、副军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还参加了抗美援朝。1982年，他出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走上大军区正职岗位。此时距离1955年授衔，已经过去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