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毛主席率先开口：“该考虑台湾问题了。”话音刚落，朱德站了起来，配合这说道：“是该清理门户了。”
朝鲜半岛的炮声刚刚停下，东南沿海的警报却没有解除。浙江、福建外海，一些近岸岛屿仍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对方依靠岛上的炮台、雷达站和港口，拦截商船，袭扰渔场，还能派遣人员潜入大陆。沿海百姓看到的不是地图上的战略，而是渔船不敢走远、夜里常要防备海上枪炮。
中央军委重新研究台湾问题，面对的已不是1949年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曾准备渡海作战，部队、船只和物资都向福建沿海集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北方向又急需兵力，原先的部署只能暂停，东南沿海的许多准备也随之放慢。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国家总算能够腾出手来审视东南方向。但战争刚结束，并不等于马上就具备横渡台湾海峡的条件。那时人民海军成立时间不长，能承担远距离护航和火力支援的舰艇有限；空军虽在朝鲜战场得到锻炼，沿海机场、雷达和后勤体系仍需完善。
摆在会议桌上的问题因此变得很现实：目标当然是解决台湾问题，可第一步究竟迈向哪里？直接跨海，距离远、补给线长，一旦遭遇外部力量干预，风险难以估量。暂时不动，近海岛屿又会继续成为袭扰大陆的跳板。比较之后，一个由近及远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所谓“清理门户”，重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先处理大陆海岸线外的军事据点。大陈群岛位于浙东外海，周边分布着一江山、披山、渔山等岛屿。国民党军将这里经营成海上防御体系，既能控制航道，也能威胁台州、温州一带。只要这些据点还在，浙江沿海就很难真正安稳。
大陈本岛面积较大，工事密集，守军和物资也较集中。若一上来就正面攻击，伤亡和运输压力都会很大。前线将领把目光投向了面积不大的一江山岛。它位于大陈岛北侧，是外围屏障，也是观察和炮火支援的重要节点。拔掉这颗“门牙”，大陈防线就会失去关键支撑。
这种选择体现的不是保守，而是对自身条件的清醒认识。陆军擅长大陆作战，可海岛登陆完全不同。部队要在浪涌中换乘登陆艇，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冲上狭窄滩头，还要及时把重武器、弹药和通信设备送上岸。一个环节出错，后续部队就可能堵在海面或滩头。
华东军区随后把大量精力投入准备。张爱萍参与主持浙东前线作战筹划，参战部队反复研究潮汐、航道、礁石和岛上工事。飞行员练习对固定火力点实施打击，海军熟悉编队航行与舰炮射击，陆军则在相似地形进行登艇、抢滩和爆破训练。各军种不再各打各的，而是围绕同一张时间表行动。
到1954年，浙闽沿海的紧张局势继续上升。解放军炮击金门，又逐步压缩国民党军在浙东近海的活动空间。这个阶段的作战并非杂乱出击，而是在试探对方反应、熟悉海空协同，同时观察外部力量会介入到什么程度。对指挥员来说，每次行动都在为更复杂的登陆战积累经验。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战役打响。空军首先攻击岛上火炮、地堡和通信设施，海军舰艇随后靠近实施炮击，掩护登陆艇队向滩头推进。岛上道路狭窄，山体陡峭，不少工事藏在岩石和山坡之后，登陆部队上岸后很快转入近距离争夺。
战斗持续约一天，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岛虽不大，意义却远远超过它的面积。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组织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作战。飞机什么时候压制，舰炮何时延伸射击，登陆艇怎样分波次靠岸，步兵上岛后如何保持通信，都经过了实战检验。
一江山岛失守后，大陈群岛的防御态势迅速恶化。1955年2月，驻守大陈的国民党军及部分居民在美军舰艇协助下撤离，解放军随后进驻相关岛屿。浙江沿海由此结束了长期受到海上据点威胁的局面，渔场、港口和近海航线逐渐恢复正常秩序。
从1953年的战略讨论，到1955年的实际行动，中间并不是一句“清理门户”便能概括。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对实力差距的判断，是两年左右的训练、侦察和后勤建设，也是将长远目标拆解成一个个能够实现的阶段。先取一江山，再迫使大陈守军撤离，这比贸然发动大规模渡海行动更符合当时条件。
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抗美援朝锻炼了陆军和空军，却没有自动解决海上作战问题。东南沿海的行动，实际上推动人民解放军开始认真研究现代联合战争。陆军不再只是等待船只运送，海军也不只是承担交通任务，空军更不能简单完成一次轰炸便离开，三者必须连成完整体系。
在我看来，杭州会议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于留下了多么响亮的话，而在于它改变了处理东南沿海问题的节奏。目标坚定，却没有脱离现实；准备不足，就先补能力；不适合直取远处，就先解除眼前威胁。这样的选择看起来不够戏剧化，却减少了冒进的代价，也让后来的一江山岛战役有了扎实基础。国家统一是长期任务，越是重大的目标，越需要把决心、实力和时机放在一起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