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水利部长傅作义走进监狱，面对阶下囚老友陈长捷的八年怒火，他说了一句话，揭开平津战役的残酷隐情……
陈长捷真正想不通的，不是天津为什么会失守。
他想问的是：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天津各界也在四处奔走，希望避免开战，自己一次次向北平请示，傅作义为何始终不把真实打算告诉他，反而只送来一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八年过去，这道坎仍横在心里。
1957年，已经担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来到监狱看望陈长捷。两人再次面对面时，一个早已脱下军装，投身水利建设；另一个仍在接受改造。昔日的上下级和老同事，身份完全颠倒。
陈长捷压不住火气。他认为自己没有擅自作战，也没有违抗命令。天津战事打响前，他一直在等傅作义的最后决定。可等来的既不是撤退，也不是停火，而是一道必须坚守的命令。
傅作义没有急着辩解。他听完陈长捷的埋怨，才说出那句压在心里多年的话：天津一战，责任在我，是我的犹豫造成了“一战一和”。
所谓“一战一和”，指的就是天津发生激烈攻城战，北平却最终以和平方式获得解放。两座相距不远的城市，在同一场战役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要看明白这句话，时间要退回到1948年冬天。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傅作义原本判断，对方至少还要休整较长时间，因此把几十万兵力铺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希望守住平津，控制海口，再观察局势变化。
这个部署看似进可守、退可走，实际上兵力分散，首尾难顾。新保安和张家口相继被攻克后，西面的退路被封死，北平、天津和塘沽也被逐渐分割，傅作义已经失去了从容调动部队的空间。
此时的天津非常关键。这里既是华北重要工商业城市，也是北平东面的军事支点，更靠近塘沽出海口。只要天津守军还在，傅作义手中就还有一支重兵，谈判时也不至于完全失去筹码。
陈长捷因此被推到了最前面。
他和傅作义都出身保定军校，后来长期在晋绥军系统共事。陈长捷作战强硬，又很看重军令和旧部情义。傅作义让他负责天津防务，他便把守城看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天津的工事也给了他信心。守军从1947年起不断加固城防，防线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外围修有壕沟、碉堡和雷区，大小碉堡超过千座。陈长捷估计，即使遭到强攻，也能坚持相当长时间。
可他不知道，天津的详细城防图和兵力变化，已经通过地下工作者送出城外。解放军掌握了许多重要火力点和工事位置，并针对天津北面兵力强、南面工事硬、中部相对薄弱的特点，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切断的攻城方案。
战斗还没有打响，和平解决的大门其实开过一次。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公开表示，只要守军放下武器，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可以得到保护。第二天，劝告信直接送到陈长捷等人手中，希望他们尽快派代表出城商谈。
陈长捷不敢自行决定，马上请示傅作义。北平方面的答复仍是那几个字：“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1月10日，天津方面的代表出城谈判。解放军提出，只要守军按要求放下武器，可以避免城市受到破坏。陈长捷却提出，希望给部分部队留出一条通往塘沽的道路，让他们携带轻武器撤往南方。
这个条件没有被接受。
更麻烦的是，天津城内并不是陈长捷一个人说了算。守军来自不同派系，第62军、第86军等部各有自己的关系和打算。陈长捷名义上负责城防，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命令所有部队同时放下武器。
他只能继续等待傅作义表态。
傅作义那边也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他既在接触谈判，又想保住天津这张牌；既担心北平遭到战火，又不愿过早交出全部军队。正是这种迟疑，让天津错过了和平解决的最后时机。
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
炮火打开突破口后，解放军从东西两面迅速向市中心穿插，把守军拦腰分割。陈长捷苦心经营的防线没有形成持久抵抗，各部之间的联系很快中断，一些据点还没弄清周围情况，就已经陷入包围。
15日凌晨，东西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一带会合。当天中午，天津警备司令部被攻克，陈长捷在地下室被俘。下午3时左右，持续29个小时的战斗结束，守军13万余人被歼灭、俘虏或接受改编。
天津失守后，傅作义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军事筹码。从西面的新保安到东面的天津，主力接连被打掉，北平守军已经处在严密包围之中。继续抵抗，只会让北平重演天津的战火。
随后，北平和平解决协议落实。城内部队陆续开出城外接受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城和众多文物建筑避免了大规模战火破坏。
陈长捷却无法马上接受这个结果。在他看来，自己对傅作义的信任，恰恰成了被困天津的原因。傅作义需要天津坚持，以便争取时间和条件；可这段时间的代价，却由守城官兵和天津百姓承担。
所以，傅作义后来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形势。他承认，当时平津局势已经出现和平解决的可能，正是自己迟迟不能决断，才留下天津打、北平和的局面，也让陈长捷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