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叶飞赴杭州寻访一位女干部。这位名叫郑少仪的地下工作者，在 1940 年郭村大战前夜，孤身冒险送出绝密军情，让新四军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时隔三十五年重逢，叶飞深深铭记当年她立下的大功。

据郑少仪家属后来回忆，20世纪70年代，叶飞到浙江工作时，特意向当地干部打听一个名字：郑少仪。
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显眼的将帅名录里。
新中国成立后，郑少仪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身边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她年轻时曾潜伏在国民党地方武装内部。

叶飞却一直记得她。
1940年郭村战斗打响前夜，正是她把即将进攻的时间、方向和兵力部署送进新四军驻地，为部队争取了几小时准备时间。

这几小时究竟改变了什么？
1940年夏，苏北并非简单的敌我对阵。日伪军占据交通要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极力限制新四军发展，泰州一带的李明扬、李长江又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

韩德勤希望借“二李”之手驱逐新四军，自己少付代价；“二李”既受韩德勤牵制，也要保存地盘和部队，并不完全听命于他。

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郭村后，双方还在接触谈判，军事包围却已悄悄展开。
李长江部准备调集多路兵力，于6月28日拂晓发起进攻。郭村地域不大，驻军中既有作战部队，也有机关和教导队。

一旦毫无准备地遭到合围，外围阵地、指挥机关和后勤人员可能同时受到冲击。
郑少仪当时化名李欣，在“二李”部队的政训系统中活动。
她接触不到最高层的完整作战计划，只能从军营里的变化寻找线索。平时经费紧张，部队却突然提前发饷；士兵整理行装，购买随身用品；特别口令也发生改变。

单独看，每一项都能找到别的解释，几种异常同时出现，便说明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
她没有只凭观察便匆忙报信。
陈少健、陈少康等地下党员继续核实情况，赵振亚又取得具体作战命令。提前发饷、部队开拔和书面命令互相印证，进攻时间与部署才被确认。

郭村前夜的军情，实际来自敌军内部多名地下工作者的协作，郑少仪承担的是最紧迫、也最危险的送达任务。
原有联络关系偏偏在此时无法接通。若继续寻找联系人，传递程序较为稳妥，她的身份也可能继续保住，可消息很可能在天亮后失去价值。

若直接赶往郭村，军情能够及时送达，她长期经营的公开身份却可能暴露。
午夜前后，郑少仪赶到郭村。
叶飞听取汇报后，立即命令部队开伙、集合、领取武器，按照敌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入阵地。
“开伙”很容易被当成无关紧要的细节。可对一支即将连续作战的部队来说，它意味着士兵在战斗前还能吃上一顿饭；“进入阵地”也不只是多派几名哨兵，而是重新分配兵力、检查武器、建立警戒、控制道路，让指挥系统在敌军开火前完成运转。

郑少仪送来的情报没有增加一支援军，也没有削弱敌军兵力。它改变的是双方进入战斗时的状态：李长江部原本准备实施突然袭击，郭村守军却已完成集结。
情报把敌人的时间优势夺了下来，交给叶飞用于布防。

6月28日拂晓，李长江部从多个方向进攻郭村。守军依托村落和既设阵地抵抗，顶住了最初几轮冲击。此后，陶勇率苏皖支队赶来增援；陈玉生、王澄所部又在地下党长期工作的影响下起义，敌军内部出现松动。挺进纵队逐渐由守转攻，将李长江部压向泰州。

郭村胜利不能全部归于一份情报。首日坚守、援军到达、地下兵运和战场指挥缺一不可。郑少仪的功劳恰恰不需要夸大。她使这些力量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前提。若郭村守军在第一轮突袭中便陷入混乱，陶勇部赶到再快，敌军内部工作做得再深，也未必能及时改变战局。

新四军追至泰州城下后，没有继续攻城。部队释放七百余名俘虏，归还部分枪械，与“二李”重新谈判，促使其在新四军同韩德勤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

韩德勤企图借地方武装消耗新四军的安排由此落空。郭村保住了，新四军继续向黄桥发展时，背后也少了一支随时可能再次进攻的力量。

这样回看，郑少仪争取来的几小时并未直接决定整个苏北战局，却在一条清楚的因果链上发挥了作用：部队提前布防，郭村没有在拂晓失守；郭村守住，增援和敌后工作才有时间改变力量对比；军事上站稳脚跟，新四军才有条件分化“二李”，集中应对韩德勤。

多年以后，叶飞仍然寻找郑少仪，记住的不是一个孤胆英雄的传奇，而是地下工作中常被忽略的责任。多人搜集情报、核实命令，最终还需要有人判断时间已经来不及，冒着失去身份的风险，把消息送到能够采取行动的人手中。

郑少仪改变的，是郭村战斗开始时的主动权。
面对今天类似的重大判断，衡量一项信息和一个人的责任，也应看它是否及时、能否执行，以及当事人是否为信息送达和后果承担了真实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