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虽然得到了平反，却无法规避一点，他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见了汪精卫，并且还刻意隐瞒了这一重大涉密情况十二年，这也是毛主席当年对其问题定性的核心。
 
1943年，华中局安排潘汉年去上海对接汪伪特务李士群，目的是摸清日军扫荡根据地的计划，潘汉年到南京找到李士群之后，对方临时提出带他去汪公馆见面，事发突然，当时潘汉年处在汪伪控制区域，没办法立刻发电报、派人回根据地请示上级，当场没有直接拒绝，跟着对方见到汪精卫。
 
整场谈话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做出损害我方利益的承诺，但汪精卫主动提出拉拢我方合作，潘汉年只表示会把对方的话带回根据地，会面结束后，潘汉年直接返回淮南根据地，见到上级饶漱石的时候，没有主动交代这次见汪精卫的全过程，刻意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没过几年，国民党报纸放出消息，公开刊登潘汉年在南京和汪精卫见面的传闻，当时康生专门找到潘汉年核实真假，潘汉年依旧否认整件事。
 
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单独找他谈话，详细询问敌后情报工作全部细节，这是他最该主动交代历史问题的机会，他还是没有说出会见汪精卫的实情。
 
当时中央听信他的否认，毛主席还专门起草电报下发华东，认定国民党放出的消息全是造谣，让情报工作人员不用理会外界传言。
 
这件事就被潘汉年一直藏在心里，直到1955年全国党代会召开，会议集中核查高岗、饶漱石相关问题，当年和潘汉年合作过的胡均鹤已经被捕审查，很多当年华东情报系统的旧事被翻出来。
 
中央当时明确要求所有高级干部主动交代自己全部历史疑点，不隐瞒、不遮掩，主动说明问题的人组织都会宽大处理，眼看相关人员全部被调查，潘汉年意识到隐瞒多年的事再也藏不住，会议结束第二天，他找到陈毅，完整说出12年前私自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同时递交书面检讨，托陈毅把材料转交给中央。
 
毛主席看完这份交代材料，给出明确批示，认定这个人从此不能再信任，这份隐瞒多年的重大涉密问题，是做出这个判断最主要原因，隔天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逮捕，之后多年先后被判刑、长期关押，中间两次调整刑期，直到1977年病逝都没有等到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主动提议重新复查潘汉年全部案卷，中纪委、公安部逐一核对当年所有线索、人证、档案，查清两点关键事实，第一，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全程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泄露我方核心机密，不存在投敌叛国行为，内奸罪名不成立。
 
第二，当年解放后他启用胡均鹤，对方确实提供大量敌特线索，抓捕上千潜伏特务，不存在包庇反革命的情况，两条定罪核心依据全部被推翻，因此1982年中央正式发文为他全面平反。
 
平反文件完整还原全部经过，一边肯定潘汉年一辈子在情报、统战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纠正所有错误处置，一边客观写明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长期隐瞒不报这件事真实存在，没有因为平反就抹去这段历史事实。
 
组织纪律有硬性规定，所有涉及敌方高层、关系敌我边界的接触，必须提前向上级申请批准，事后第一时间完整上报全部对话内容，这件事属于隐蔽战线最高等级保密事项，擅自见面再刻意隐瞒十几年，严重违反地下工作铁律，这也是当年高层对此事定性的关键原因，不会因为后来平反就否定这个客观过错。
 
个人看法，看待这段历史要分开两件事评价，功劳归功劳，过错归过错，不能非黑即白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最终平反就无视当年违反组织纪律的事实。
 
潘汉年一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搜集情报，给抗战、解放事业提供大量关键情报，这份革命功绩中央已经盖章认可，错案也完整纠正，给了逝者和家属公道。
 
但地下工作有严格纪律约束，涉及汉奸头目这种敏感接触，不请示、长期隐瞒，放在任何时期都是严重问题，这件事也给所有党员留下长久教训，无论什么岗位，对组织不能有任何重大事项隐瞒。
 
官方信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