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时，当场打断了汇报。他语气严肃，接连说了三声停。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钱信忠手里捏着汇报稿，没再往下念。毛主席站起身，在桌边走了两步，又转回来。
“全国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生九成在城里。”他拿起桌上的统计文件，又重重放下，“城市里的人有医有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了病怎么办？你们都下去亲眼看过没有？”

钱信忠汇报的这组数据，是当时全国医疗资源分布的真实情况。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力量优先集中在城市保障工业建设，本是特殊阶段的现实选择，却也造成了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局面。

毛主席对农村的医疗困境早有体察。他下去视察的时候，见过山里的老乡生了病只能硬扛，实在扛不住了就翻几十里山路找土郎中，也听过老百姓“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的顺口溜。他多次提过卫生工作要面向最广大的群众，可资源往城市集中的势头一直没扭转，这次听完汇报，积压的不满直接摆到了台面上。

这次谈话就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的开端。毛主席当场定了方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到农村去。城里的大医院不用留那么多医生，分批下乡给农民看病；医学教育要改，多培养农村用得上、养得起的基层医护；不用总盯着高精尖的疑难病研究，先把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管起来。

指令下去之后，全国很快动了起来。当年就有上万名城市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背着药箱扎进了农村、林区和牧区。他们走村串户免费看病、接种疫苗，还帮着公社和大队建卫生室、办卫生培训班，很多一辈子没出过村的老人，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了穿白大褂的医生。

光靠外来医疗队不是长久之计。各地开始从农村选拔有文化的青年，集中培训基础诊疗、防疫和外伤处理知识，短则几个月就能结业回村。这些平时跟着社员下地干活、有人喊看病就扛起药箱出诊的基层医护，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赤脚医生”。

到七十年代末，全国绝大多数生产大队都有了卫生室，赤脚医生总数超过百万，县、公社、大队三级医疗网在农村全面铺开。这套条件算不上优越的基层医疗体系，硬生生把几亿农民的看病门槛降了下来，农村传染病发病率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也稳步提升，成了新中国卫生事业史上一段影响深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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