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富家女逃婚奔赴延安，拒嫁当地高官当阔太，1978年出访德国波恩时，在华侨聚会上触景生情失声痛哭，在场人无不动容。她叫廖冰。
1917年，广东大埔一个叫廖冰的女娃出生了。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为了不困在深宅大院、从南洋跑出来的富家千金，会在1978年深秋的德国波恩，当着一众华侨的面，压抑了半辈子的情绪彻底爆发，哭得浑身颤抖，久久不能平复。

1930年夏天，13岁的廖冰跟着父亲为躲避迫害逃难到南洋，家里靠橡胶生意攒下家底，她本该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偏生骨子里带着股倔劲。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洋，她跟着学校的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被英国殖民当局抓去审问，她站在审讯室里梗着脖子说“爱国无罪”，半分退让都没有。

后来她在马来亚怡保的小学当音乐教员，借着教书的身份做抗日宣传。白天教孩子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还带着歌咏队下农村、进工厂演出；晚上就和进步侨胞一起筹赈募捐，给国内抗日前线凑钱凑物资。她还加入了当地的马来亚文化协会，担任妇女部长，办夜校给侨胞扫盲，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年纪轻轻就成了当地华侨抗日圈子里的骨干。

15岁那年，家里给她定下一门亲事，男方是当地掌权的官员，嫁过去就是衣食无忧的官太太。廖冰说什么都不答应，她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深宅日子，装不下她心里救国的念头。跟家里争执了好几回都没结果，她索性横下心，找机会离开了家，彻底断了这门亲事。

1938年夏天，21岁的廖冰告别南洋的亲友，只身一人启程回国投奔延安。这一路走得步步凶险，从南洋到香港再转内地，头顶有日军飞机来回轰炸，路上有国民党军警设卡盘查。她没带多少贴身首饰，反倒把华侨们捐献的抗战经费小心收好，一路躲躲藏藏辗转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当年7月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顺利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刚到陕北的时候，不少人都嘀咕，说南洋来的娇小姐，肯定吃不了根据地的苦。可廖冰用行动堵上了所有人的嘴。小米饭、野菜团子吃得不习惯，她咽下去接着吃；窑洞冬天漏风冻得睡不着，她把所有粗布衣裳都裹在身上硬扛。她把带来的全部财物都捐给了根据地，脱下旗袍换上粗布军装，天不亮就跟着出操开荒，白天写宣传稿、刻钢板，晚上还去老乡家扫盲。1938年10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进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深造，1941年被分配到《新中华报》工作。

1942年，丈夫郁文调任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她跟着一起到山西敌后根据地工作。临走前贺龙司令员特意找她谈话，跟她说“不要光看到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后面挑担子的老百姓”，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晋西北的环境比延安更恶劣，日军三天两头来扫荡，报社的人得背着油墨、印刷机跟敌人打游击，常常是刚找个村子落脚，敌人来了就得立刻转移。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也没耽误过一期报纸，抱着稿件跑几十里山路是常事，脚上磨出血泡也不肯掉队。白天编稿印报，晚上就帮老乡纳鞋底、动员青年参军，当年的富家小姐，硬生生练出了一身能扛事的硬骨头。

往后几十年，她跟着队伍南征北战，建国后进入中科院系统踏实工作，特殊时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也从没低过头、服过软，身边熟悉她的人都说，从没见过她掉眼泪。

1978年，六十一岁的廖冰跟着代表团出访西德，在波恩的华侨招待会上，老侨胞们聊起当年回国抗日的青年，说好多人都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就这一句话，一下子撞开了她锁了几十年的心门。那些牺牲的战友、烽火里的日子，全都涌了上来。她从压抑的哽咽变成失声痛哭，浑身抖得止不住，在场的人见状纷纷上前劝慰，过了好久她才慢慢平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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