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暴饮暴食，要么饿着自己。
民国文人苏曼殊是私生子，幼年受尽冷眼，年少时还被家人遗弃，饥饿与被抛弃的阴影伴随了他一辈子。成年之后，他走向了放纵宣泄，留下了大量惊人的暴食轶事：与人打赌一口气硬吃下五六十个鲜肉包子，吃到腹胀泛红、濒临胃穿孔也不肯停下；好友送来二十个芋头饼，他片刻之间全部吃光，当夜因为剧痛彻夜难眠；囊中羞涩买不起甜食时，他甚至敲掉自己镶嵌的金牙，变卖之后只为换取蜜枣和糖果；旅居日本期间，他一天会喝下五六斤冰水，瘫倒在床上无法动弹，第二天依旧照旧暴饮。他明明清楚过量进食一定会引发腹泻、损伤肠胃，却依旧不加克制，用无节制的进食填补童年长久的空洞，这是创伤外化最普遍的外放模式。

美国好莱坞老牌明星加里·格兰特有着同样糟糕的童年创伤，家庭破裂、母亲被送入精神病院、年少长期活在被舍弃的恐惧里，但他没有走向放纵补偿，反而形成了近乎偏执的极端节食习惯。他的日常饮食十分苛刻：早餐永远只有两片全麦面包搭配无糖黑咖啡，午餐经常直接省略，晚餐仅仅少量清水煮鱼肉和芦笋，几乎不放调料。哪怕出席名流晚宴，面对甜点、黄油、高脂菜品全程拒绝，全程只喝气泡水。亲友都能看出，他面对美食时眼底明明存在食欲，却会强行压制本能，几十年坚持极低热量饮食，长期管控身体状态。

看似两种完全对立的行为，根源其实都来自同一种心理诉求，只是防御机制选择了两条相反的路径。
选择暴食的人，潜意识里认定过去我什么都得不到，如今我可以无限索取，足量的获得就代表着安稳。而格兰特颠沛流离的成长经历让他形成了固化认知，放任欲望、放松约束，就意味着失控，失控之后便会重演童年被抛弃、生活崩塌的悲剧。外界的环境、事业走向、人际关系全都无法由个人左右，只有进食量、身体状态是完全握在自己手里的。于是他把全部的安全感，寄托在了对身体的高强度管控之上。

暴食是向外填充，依靠索取弥补缺口；严苛节食是向内收紧，依靠压制规避风险。二者都是创伤催生的代偿行为，个体对于“安全感”的定义不同。一部分人觉得充分满足才是快乐，另一部分人认为绝对掌控才是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