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对华出口榴莲认证造假，拿下农业部副部长，也要保住中国市场

几天前的7月底，越南公安部通报——原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副部长黄忠、种植与植物保护局副局长阮光孝等四名官员被提起公诉，罪名是受贿、伪造文件、设置“子许可”为利益集团谋利。这起案件在越南的影响很大，因为直接涉及到了越南榴莲对华出口认证体系的大规模造假。从财经视角看，这不是简单的官员贪腐，而是一个年产值几十亿美元、牵动百万农户生计的系统性危机。数字说明一切。2021年至2025年，越南出口超300万吨鲜榴莲和近19万吨冷冻榴莲，其中95%以上流向中国。越南榴莲产业几乎是为中国消费市场量身定制的。这种依赖是双向的，对中国而言，越南榴莲也是泰国之外最重要的替代来源。对越南而言，榴莲已成为农业出口支柱，带动湄公河三角洲和西原地区大规模种植扩张，涉及数十万农户、数百家出口企业和庞大冷链产业链。但95%的集中度意味着极高的系统性风险。当认证体系崩溃时，越南榴莲几乎没有其他市场可以缓冲。黄忠等人伪造种植区代码和包装厂代码，表面上只是几张纸的造假，实际上是在拿整个越南农业的国际信用做赌注。案件中最值得玩味的细节，是黄忠和阮光孝被指控“设置子许可”，在法定行政许可之外，创设额外审批环节，为利益集团谋取非法利益。这揭示了一种典型的“制度性寻租”。越南榴莲出口中国，必须经过种植区代码注册、包装厂代码审批、农残检测等环节。这些程序本应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门槛，但在黄忠等人操作下，变成了层层设卡、坐地分赃的收费站。种植区代码和包装厂代码是出口资质的核心凭证。没有代码，果园再优质也无法合法出口；有了代码，哪怕不符合标准也能一路绿灯。当代码发放权集中在少数官员手中，市场规律就被行政权力扭曲。合规企业成本被抬高，行贿企业的劣质产品却畅通无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更隐蔽的是“子许可”的经济成本。除直接贿赂，企业还要承担审批拖延的时间成本、标准不透明的合规成本、权力干预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这些隐性成本最终由中国消费者和越南农户共同买单。越南公安部罕见地使用了“严重损害越南农产品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表述。河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几起个案。农产品出口竞争，本质上是信誉竞争。中国消费者对进口水果的信任建立在产地认证和溯源体系之上。一旦认证体系被证明可以买卖、可以伪造，消费者对整个品类的信任就会瞬间崩塌。这种崩塌具有极强的传染效应，今天怀疑越南榴莲，明天就可能波及火龙果、芒果、龙眼。去年警方已逮捕八名涉案人员，涉及农业部下属质检中心、技术公司和水果公司。造假不是偶发行为，而是贯穿认证机构、检测中心、出口企业和监管部门的利益链条。从种植区代码违规签发，到检测证明虚假开具，再到包装厂代码非法买卖，每个环节都有权力参与分肥。对越南而言，这是最昂贵的腐败。农产品品牌化需要数十年积累，信誉崩塌只需几起丑闻。当“越南榴莲”在中国市场上从品质标签变成风险标签，整个产业的定价权和市场份额都将面临重估。中国作为买方市场，对进口农产品的监管正日趋严格。近年来，中国海关多次通报进口水果农残、重金属超标问题，对越南、泰国等来源国实施过暂停进口措施。这次认证造假案曝光后，中国完全有理由加强对越南榴莲的检验检疫，甚至暂停部分产区进口资质。这对越南是双重打击。一方面，不合规产品可能面临退货、销毁和索赔；另一方面，监管收紧会提高所有越南出口企业的合规成本，诚信经营的企业也要为行业腐败买单。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在于，越南农业出口长期依赖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品牌溢价弱。与泰国榴莲相比，越南在品牌认知、标准化种植、采后处理和冷链物流方面仍有差距。认证造假丑闻会进一步固化“越南货=低端货”的市场印象，阻碍产业升级。越南公安部表示将继续扩大调查，同步开展资产追缴。但资产追缴只能追回部分赃款，无法挽回已受损的国际信誉。一只榴莲从越南果园到中国餐桌，中间应该只有距离，不该有腐败。黄忠案揭示的不仅是个别官员的堕落，更是一个新兴农业出口大国在快速扩张中遭遇的制度性阵痛。当行政权力成为寻租工具，当认证体系变成利益输送通道，受害的不仅是中越贸易秩序，更是百万越南农户的生计和“越南制造”的国际招牌。没有制度约束的增长，终究是沙上建塔。信任一旦失去，重建的成本远比维护它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