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红岩》中甫志高原型蒲华辅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成都的冬天并不比重庆暖和。春熙路的茶楼里，那个戴近视镜的男人被带走了。他后来有了一个永远无法洗去的名字——甫志高。但在这一天之前，人们叫他郑老师、郑眼镜，或者蒲华辅。
文学创作大会

蒲华辅曾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等；时年40岁左右，重庆市铜梁县人。他的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他常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为“郑眼镜”。

蒲华辅这个人，史料里存着许多矛盾的碎片。他曾是铜梁县农暴的领导者，坐过三年国民党的牢，是那个时代资历最老的GCD人之一。他精通地理，写一手好文章，身上有知识分子那种挥之不去的矜持。但在另一些记录里，他胆小，怕事，贪恋成都新南门外那栋小公馆的安逸，尽管隔壁就住着国民党的特务。

一个叫马识途的人后来这样回忆：危急时刻，他提着油印机到蒲华辅家躲避，只求暂放两个钟头。蒲华辅脸色煞白，不容商量地把他赶走，说“一分钟也不行”。这件事发生在蒲华辅被捕之前很久。有些蜕变早在灾难降临之前就已存在，只是被日常的谨慎与忙碌遮盖住了。蒲华辅的改变，大约就开在他对自己身份的混淆里。他太像那个“郑眼镜”了，一个体面的、怕麻烦的中学历史教员。


被捕之后的事，是历史背景最残忍的篇章。刑讯室里，特务们用了“背火背篼”的酷刑，用烧红的木炭装进煤油桶，绑在人的背上。其他同志咬碎了牙关，蒲华辅却没能扛住。他开口了，第一次供出三十余人，第二次又供出五十余人，总计八十多名地下党员因他暴露。名单里有他亲手发展培养的同志，有打入敌人内部的潜伏者，也有他的妻子，二十五岁的郭德贤。

特务上门抓捕郭德贤时，郭做的第一件事是烧毁文件，第二件事是托人给马识途送信。而此刻，她的丈夫正在另一个地方里，把她的名字交给特务。蒲华辅的叛变是组织内部由北向南逐级崩塌的一环。因重庆的刘国定、冉益智叛变，供出蒲华辅“郑眼镜”这条线；当时在成都的蒲华辅被捕，紧接着叛变，供出整个川康特委。链式反应里的每一个节点，都曾是宣誓过的人。

但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从不给“后来”一个干净利落的句号。蒲华辅被押到重庆白公馆后，关押了十个月。这十个月里，他目睹被自己出卖的同志坚贞不屈地走向刑场。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后来回忆，蒲华辅在狱中“逐渐镇静”，“态度一直很矜持”，后期拒绝了特务让他加入组织的招揽，也再没有供出任何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坪刑场。蒲华辅与陈然、王朴、华健等人一同被押赴刑场。囚车驶过左营街时，他与其他几人一样，开始高呼口号。围观的群众听见了那句“中国GCD万岁”。子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已与那些被他出卖的人汇入同一条血河。在赴死的这十分钟里，他表现得像一个烈士。

但这恰恰是蒲华辅最可悲的地方。一个叛徒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英勇，无法抵消他叛变后开口的那一刻造成的伤害。有人称他最终为“忠臣”，有人说他是“一半忠诚一半背叛”，这些说法都太仁慈了。

事实上，他是一个在两个方向上都不彻底的人。叛变时不够彻底，没有像冉益智那样当上“特区专员”换取余生；坚守时也不够彻底，在经受考验的第一关就垮掉了。他站在人生转折点，被两个世界同时抛弃：特务不相信他，同志不原谅他。刑场上那一声呼喊，更像是一个空谷里的回音，寻找早已走远的主人。

许多年后，郭德贤侥幸活了下来，走出了白公馆，在大屠杀中侥幸突围。她每年都会去烈士墓，看那些回不来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曾经与她共度婚姻岁月、后来又把她交给敌人的男人。马识途也活了下来，化装商人辗转脱险，成为一位世纪老人。历史以他们为证，忠诚的归忠诚，耻辱归耻辱。

蒲华辅的死，被定格在《红岩》的第三十章。甫志高因愚蠢而暴露，被特务枪决。小说里的叛徒死得仓促、猥琐，与现实中的大坪刑场隔着一层纸。那层纸的名字叫“忠诚”。背叛像是悬在每一个地下工作者头顶的利刃，而蒲华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被切割成了两个人：一个在那天下午的茶楼里跪了下去，一个在十个月后的刑场上站了起来。站起来的那个，亲手埋葬了跪下去的那个，但死亡无法赦免背叛。

大坪的枪声在十月末的重庆响起时，距离这座城市的解放只有三十三天。

【注】以上内容依据历史文献检索，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