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蒋介石亲笔签下绝密电令，打算在南京路邮局设伏抓捕周恩来。危急关头，一份关键情报被一名女子截获。谁也想不到，这名女子，正是我党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女特工！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名叫安娥。1976 年 8 月安娥因病离世，在外人眼中，她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戏剧大师田汉的伴侣，也是写出《卖报歌》《渔光曲》的词作家。

1935 年，电影《渔光曲》拿下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影片同名主题曲的歌词，就出自安娥之手；那首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的《卖报歌》，灵感来源于上海街头外号 “小毛头” 的小报童，安娥亲眼见到孩子艰难讨生活的模样，写下了这首传世歌曲。

在大众印象里，她只是一名心思细腻、心怀百姓的文艺创作者。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创作出这些抚慰人心的歌词之前，她潜伏在敌人特务核心机构，在刀光剑影里，冷静和凶残的对手周旋。

两种身份巨大的反差，也能看出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做出的艰难抉择。

安娥选择离开危险的情报一线，转向左翼文艺运动，和 1931 年 4 月顾顺章叛变这件震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大事有关。

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掌握上海所有地下党联络点和骨干名单，整个党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死关头，安娥抓住特务机关因为突发变故乱作一团的机会，冒着巨大风险撬开办公室机密档案柜，把还没有被顾顺章供出、随时可能暴露的地下党员名单全部抄录下来。

为了安全送出名单，她把抄写好的纸条藏进发髻里的香粉盒，骑着自行车面对巡警层层盘查，强装镇定闯过特务设置的封锁线。

正是这次冒险行动，大批来不及撤离的地下党员躲过抓捕，而她的潜伏工作，也因此被迫终止。

在这次紧急撤离之前，安娥已经在国民党机要岗位潜伏许久。1929 年底她从苏联学习回国，组织安排她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务负责人杨登瀛（鲍君甫）的私人秘书。

杨登瀛表面上深受陈立夫信任，掌管上海特务工作，暗地里早已被我党争取，成为双面情报人员。安娥借着秘书身份处理大量机密文件，相当于关键的信息筛选员。

1930 年，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贪图荣华富贵，写信投靠蒋介石，打算出卖周恩来，双方约定在南京路邮局见面。

蒋介石亲笔批复的抓捕密令送到上海，最先看到这份文件的就是安娥。特务机关戒备森严，她没办法带走原件，只能凭着超强记忆力，牢牢记下接头地点、时间以及抓捕方案，随后借口外出送信甩开跟踪密探，及时把情报传递给陈赓。

7 月 26 日，中央特科红队在城隍庙西街处决黄第洪，敌人精心布置的抓捕圈套彻底落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顺利脱险。

潜伏在特务头子身边传递情报保护周恩来，冒险携带名单救下大批地下党员，后来拿起笔写下传唱几十年的民生歌曲，安娥的人生看似割裂，实则高度统一。

2026 年我们回望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就能明白，隐蔽战线的功臣，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战斗工具，她们拥有过人的智慧，同样心怀悲悯。

她能够沉着冷静和敌人斗智，也能用文字体察底层老百姓的苦难。能够把情报藏进香粉盒的女特工，和写下《渔光曲》的词作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融合在同一个伟大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