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向恶化，责任不在美国，中国更应该先看看自身问题！”这句话曾出自中国教授胡伟，一度引发众多网友和知识界人士批评，有人斥其“吃里扒外”、一味崇美，甚至称其为“假洋鬼子”。可到了2026年7月，这套归责逻辑已经被现实撕开一道口子。
7月，美国国会盯上的不是导弹，也不是军舰，而是中国汽车。按公开议程，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将在7月15日审议一项两党法案，准备进一步堵住中国整车、软件和联网系统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中国企业还没大规模卖车，美国的围墙已经先砌起来了。
这件事值得放在胡伟那句话前面看。美国给出的理由仍是“国家安全”和数据风险，可法案背后同样站着传统车企、工会、产业州和国会议员。商品竞争一旦触碰美国既得利益，市场规则马上被安全规则替代。把这种政策动作排除在责任之外，显然站不住脚。
更讽刺的是，关税也没替美国工人找回想象中的黄金年代。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下降32%，降至2020亿美元；可从当年2月至12月，美国制造业岗位仍减少约9.1万个。账面逆差缩了，工厂岗位没有跟着回来，责任却继续往中国身上推。
华盛顿现在形成了一套成熟玩法：经济出了问题，先寻找外部竞争者；产业升级不顺，就扩大补贴和壁垒；选举需要口号，再把中国包装成共同威胁。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很多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碰到限制中国企业时却经常迅速握手。这不是偶发情绪，而是国内政治的稳定产物。
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边就中美非敏感商品关税调整机制征求意见，一边明言仍会继续使用关税维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门可以开一条缝，棍子必须握在手里。这样的谈判逻辑，本身就在制造不确定性，也让企业无法相信一次会谈能换来长期规则。
5月北京会晤后，美方高调宣布经贸成果，包括中国在2026年至2028年每年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这个数字说明双方存在合作空间，也说明美国看待关系时极其现实：能卖大豆、稳市场时就谈合作，遇到芯片、汽车和高端制造竞争时便加高门槛。情绪不是核心，利益才是开关。
台湾问题则是另一根随时可能点燃的导火索。1982年“八·一七公报”中，美方曾表示不寻求长期对台售武，并准备逐步减少。几十年过去，美国军售没有沿着承诺方向收缩，反倒被纳入对华战略竞争。历史文件写得清楚，今天的政策选择也看得清楚。
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前后，一项据报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仍处于等待批准状态。6月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又在国会宣称对台政策没有变化。美方嘴上强调维持现状，行动上持续向台湾地区输送武器，这种“模糊”更多是在给自身腾挪空间。
7月，台当局海洋事务机构负责人在台北论坛上炒作大陆所谓“灰色地带压力”，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思也到场。外部政客与岛内分裂势力互相递话，目的不是缓和台海，而是把中国维护主权的正当行动塑造成地区威胁，再为美国介入寻找舆论借口。
中美又围绕中国7月导弹试验发生争执。美方指责中方通报时间短、信息少，中方则指出美国长期进行战略导弹试射，却对中国正常训练横加指责。美国要求别人接受它制定的透明标准，却很少先解释自己在亚太扩军和对台军售的透明度。
另一幅画面也出现在7月。中美8支青少年棒球队在华参加交流活动，“5年5万”倡议被中方宣布提前达到预期目标。普通人愿意来往，地方和学校愿意合作，企业也不想失去市场。真正持续抬高对抗成本的，并不是两国社会，而是华盛顿把竞争不断军事化、意识形态化。
中国当然不能拒绝自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政策可预期性、对外沟通方式，都有继续改进的空间。可自省不等于替对手完成起诉书，更不等于承认美国所有限制都有合理性。成熟国家既要找自身短板，也要识别外部压力的真实来源。
回头看全球化年代，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不是来做慈善。资本选择中国，是看中完整产业链、劳动效率、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中国接受投资，也提供了利润和增长空间。双方都从合作中获益。把这段历史描述成美国单向“帮助中国”，本质上是在抹掉中国付出的成本。
胡伟式归责最危险的地方，是把美国的战略选择解释成中国成长后的自然结果。仿佛中国只要发展慢一点、产业弱一点、技术落后一点，美国就会永远友好。这种逻辑等于要求中国用停滞换取关系稳定，也把大国竞争包装成受压者自身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