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被我军给围了个水泄不通，马上就要解放了。这个时候，国军军长立刻把心腹全都叫来开会，当众宣布了一件事。

这个军长叫鲁崇义，他要说的事，是起义。

先说说鲁崇义这个人。

1939年他就进了30军，一直干到军长，还兼着成都防守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算是成都城里军衔最高、说话最有分量的人。

可就是这么个人，到了1949年年底，日子反而过得很憋屈。

胡宗南不信他。

蒋介石的命令刚下来，让守成都，胡宗南转头就把鲁崇义叫去，当面撂话，不许他动用30军。

这事搁谁身上都不好受，自己的部队，自己却指挥不了。

胡宗南也不是不给兵，另外调了两个团给他，可这两个团跟30军没什么交情，说白了就是让鲁崇义干活，又不放心把真正的兵权交给他。

这种既要用人又不信人的做法，其实是国民党内部那几年一直存在的老毛病。派系之间互相提防，宁可打没把握的仗，也不肯把兵权彻底交出去。

鲁崇义不是第一个碰上这种事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比防着他更狠的一招，是蒋介石那边动的。为了逼鲁崇义死守，家人被送去了海岛，说是照顾，谁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一个带兵多年的军长，走到这一步，家人成了别人手里的筹码。

成都很快被围死，突围没有可能，守城也守不住，等援兵更是奢望，胡宗南把事情安排完，人已经先走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光靠嘴上喊忠诚已经没有意义，士兵要吃饭，家属要顾及，谁都在算自己的账。

好在解放军当时的策略是围而不打，给了鲁崇义思考的时间，加上此前的沟通工作已经有了基础，起义这条路，鲁崇义心里其实早就有数。

开会摊牌那天，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偏偏是他最信任的人，兵团参谋长何沧浪。

何沧浪当场拍了桌子，手直接按在了枪上，坚持要突围。这种场面，处理不好，起义直接就黄了。

鲁崇义没有发火，反倒问了几句实在话。飞机上有没有留你的位置，城里断粮了拿什么突围，就算拼命，你是在为谁卖命。

三个问题下来，何沧浪没话可说了，手也从枪上放下来。

这几句话管用，靠的不是大道理，是把当时每个当兵人心里都清楚、却不敢说出口的现实，直接摆在了桌面上。

国民党到了那个阶段，撑着的早就不是信仰，是一层一层的利益和人情，顶层的人先跑了，下面的人自然会重新算这笔账。

后面的事顺理成章。

鲁崇义把和解放军谈好的条件说清楚，想走的给路费，想留的既往不咎，有病治病有饿给饭。

解放军的代表随后进城，带来了粮食棉衣，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比任何劝说都管用。

一支军队打不打仗，说到底看的是人心归不归。

1949年冬天成都城里那场会，争的不是立场，是几万号人接下来还有没有活路。

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看，依然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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