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饱受重病折磨的女排名将陈招娣，生命已然走到尽头，弥留之际，她唤来丈夫郭小明，强忍病痛轻声提议，想要放弃治疗。

2013年春天，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58岁的陈招娣已经瘦得脱了形。这个曾经身高一米八二、在球场上横冲直撞的女排名将，被直肠癌折磨了二十多年，病情复发后又扩散到肝部，止痛泵加到很大剂量，仍压不住一阵阵疼痛。

丈夫郭小明守在床边，端水、擦身、喂药，白天黑夜几乎没离开过。女儿郭晨也请假陪护，母亲疼得受不了时，甚至会下意识咬住女儿的手。郭晨不躲，只说：“至少让你有点使唤我的地方。”

陈招娣很少清醒，偶尔睁开眼，电视里只要播排球比赛，她还是会盯着看，顺口点评：“这队防守太软。”“这种球，我年轻时接得住。”嘴上依旧有劲，可身体已经被病痛掏空。

有一天下午，她费力转过头，把郭小明叫到跟前。等丈夫把耳朵凑近，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老郭，咱别治了，回家吧。”

她不是不知道继续治疗意味着什么。只是这一次，她不愿再让丈夫丢下海南的生意，日夜守在医院里，也不愿女儿眼窝深陷，陪着她被一根根管子拖住。她轻声说，该打的球打完了，该拿的冠军也拿到了，别再白花钱，让大家都跟着受罪。

郭小明听完，沉默了很久。这个陪她走过半辈子的男人太清楚她的脾气：陈招娣在赛场上从不轻易下场，到了生命最后关头，也不愿把选择权交给别人。

他把妻子冰凉的手包在掌心里，低声回答：“好，听你的。”

暂停过度抢救后，医院只做舒缓镇痛，尽量减轻她最后的痛苦。陈招娣还特意交代，要把柜子里的那件红色运动衣拿出来。那是她当年在日本比赛领奖时穿过的衣服，她想穿着它走完最后一程。
很多人记住陈招娣，是从那只被打断的左臂开始的。

1955年，她出生在浙江杭州，1970年进入杭州市体校，三年后进入八一女排。袁伟民把她选进国家队后，她成为主攻兼接应，进攻、防守都能扛，拼劲尤其出名，队友和球迷给她起了个外号：“拼命三郎”。

1978年全国联赛，她第一次伤到左臂桡骨，医生让她休息，她只歇了几天就回到场上。第二年，日本日立队来访，对方扣球重重砸在她左臂上，旧伤彻底断裂。这样的伤通常要休养半年，她却在两个月后绑着绷带、吊着手臂参加全运会。

那场比赛，她几乎靠一只手坚持下来。观众起立鼓掌，媒体称她为“独臂将军”。她只是抿了抿嘴，说：“能打一个球，就多打一个。”

真正让她的身体透支到极限的，是1981年世界杯对阵日本的决赛。赛前她腰椎间盘突出，疼得直不起身。比赛中，她又和孙晋芳撞在一起，痛到几乎晕过去，却硬是撑完五局，没有下场。

中国女排最终夺冠。领奖时，陈招娣连台阶都迈不上去，队友一边扶着她的胳膊，一边托着她的腰。郎平后来回忆，那一次是大家把她扶上领奖台的。

1982年世锦赛和亚运会，她仍是队伍的重要成员。郴州训练时，袁伟民要求她连续接满15个好球。腰伤复发后，她走出场地又折了回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默默完成训练。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课文《苦练》，而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疼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1983年退役后，陈招娣没有离开队伍，而是穿上军装，从八一女排副政委一路做到总政文化体育局局长、总政宣传部副部长。2006年，她晋升少将，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从球场走出来的女将军。

面对那枚军衔，她说得很朴实：“这不是给陈招娣一个人的，是给我们那一代女排人的。”

只是荣誉在增加，身体却早已留下了太多伤。上世纪90年代末，她查出直肠癌并接受手术。别人劝她少操心、少奔波，她还是闲不住。多年后病情复发，癌细胞扩散到肝部，她终于被迫停下。

陈招娣和郭小明的婚姻，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感，却一直很稳。郭小明曾是八一男篮队员，退伍后到海南做生意。陈招娣被国家队征召担任领队时，曾把年幼的女儿送回杭州，一个人回到北京。郭小明没有抱怨，只对她说：“我等你回来。”

她临终前说“别治了”，听上去像放弃，骨子里仍是她一贯的坚决。她不是怕死，也不是输给了病魔，而是不想让最亲近的人继续被拖进无休止的痛苦里。

2013年4月1日，陈招娣安静离世。几天后，八宝山送别仪式举行，袁伟民、郎平、孙晋芳等老队友赶来相送，灵堂里摆着她生前最喜欢的红色领奖服。

女儿郭晨后来成为国家级排球裁判，并在绍兴建立陈招娣纪念馆，收藏母亲的旧球鞋、红衣服和拐杖。郭小明则把她留下的军装和腰里的钢钉收好，每年清明都去看看她。

球场上的陈招娣，留下的是不服输的硬气；病床上的那句“回家吧”，留下的却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对家人最柔软的体谅。

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咬牙坚持，也包括在该放手时，替爱自己的人减轻一点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