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史上首个双重间谍，潜伏多年后于1951年被判死刑，才说周总理陈赓知道我
1951年，南京，清查工作进入逐案核实阶段。一个曾经长期出入国民党情报系统的人，被举报后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案情的转折，不在一份自辩材料，也不在几句口头申诉，而在于调查人员重新找到了一条旧日的组织联系。
这个人叫杨登瀛，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青年时期，他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前后，国内政治风云急变，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接连发生。杨登瀛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关系复杂、立场交错的政治圈。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空气骤然收紧。许多进步人士遭到搜捕，社会关系有时会影响一个人的处置结果。杨登瀛曾被捕，后来获释。关于其中具体的保释过程，现有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段经历至少说明，他在旧社会积累的人脉，后来确实成了进入情报系统的重要条件。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复杂的城市之一。租界、国民党机关、帮会势力和地下组织彼此交错，公开身份与真实立场很难用一张表格分清。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最有价值的并非一个响亮名头，而是能不能接触到有用信息，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把信息送出去。

杨登瀛后来进入国民党方面的调查、情报机构，在上海担任过重要侦查职务。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的文章常把这一系统直接称作“中统”，但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组建于1938年，早于此时的国民党调查机构不能简单与后来的中统画等号。
正是在这样的身份掩护下，杨登瀛与共产党地下情报系统建立了联系。相关回忆材料提到，陈养山参与了联络，陈赓也与此事有关。双方的合作并不是一句表态就能完成，必须经过试探、核验和持续观察。
地下情报工作，信任从来不是凭感情建立的。对杨登瀛而言，他要证明自己能够提供真实而有用的消息；对共产党方面而言，还要判断他是否会在压力下改变立场。联络方式、信息来源和传递渠道，都需要尽量减少暴露的可能。

上海地下斗争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一次行动本身，而是线索出现之后会不会形成连锁反应。有人出售文件，有人向敌方泄露名单，也有人在被捕后交代情况。一个不起眼的姓名，可能牵出一整条关系网。
1929年至1930年前后，上海地下组织多次面对叛变和破坏。有关杨登瀛参与核查叛徒、传递情报的记载，涉及陈蔚年、黄第洪等人。部分具体情节在不同材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作已经确定的案情，但可以确认的是，杨登瀛所处的工作环境，始终伴随着身份暴露和情报失真的风险。
彭湃被捕后，营救未能改变结局，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此后，围绕泄密和出卖的追查仍在继续。地下组织面对的现实很残酷：人没有救出来，线索却不能中断；行动失败了，责任和漏洞仍要查清。

1931年顾顺章叛变，给上海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威胁。顾顺章熟悉多项秘密工作，叛变后掌握的情况远比普通人员更多。杨登瀛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国民党方面拘捕审讯。由于缺少能够直接闭合的证据，加上旧日关系等因素，他后来获释，并逐渐离开了原先的情报环境。
这件事很能说明双重身份的两面性。它一方面让人能够接近对方的机构，另一方面也使其本人长期处于“究竟属于哪一边”的怀疑之中。情报战中，功劳未必留下完整记录，嫌疑却可能随着一次叛变迅速扩大。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经历，公开材料记载较少。到南京解放前后，杨登瀛已经离开国民党政府的职位，生活转为清贫，曾靠摆摊维持生计。一个曾经接触过重要情报的人，后来隐入普通市民之中，这种落差也让他的身份更加难以被普通调查材料直接辨认。
1951年，南京开展清查工作。建国初期的清查，并不只是抓捕和审判，还包括登记、摸排、查证关系、寻找证人。曾在旧政权机关任职的人，只要身份可疑，就可能被重新审查。杨登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判决出现后，他提出要核实自己与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关系。周恩来和陈赓当时承担的工作极为繁重，陈赓又长期在外地工作，直接联系并不容易。案件调查转而从能够找到的旧日联系人入手，陈养山成为关键见证人。
据相关叙述，陈养山出面说明了杨登瀛早年参与地下情报工作的情况，使调查人员重新认识了这段关系。杨登瀛由此摆脱了原先的罪名结论。至于案件最终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判决是否正式撤销，公开材料没有完整案卷，不能把“洗脱罪名”简单等同于某一种具体法律文书。
此后，杨登瀛继续生活在南京。1969年12月，他病逝，终年76岁。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在不同政权和不同审查制度中被反复解释；但真正能够改变案件结论的，始终是可核验的联系、可靠的证人，以及经得起复查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