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功德林发问：我和毛主席都在钓鱼，为何最后在战场上输掉的却偏偏是我？
1948年9月24日，济南城内外硝烟尚未散尽，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已经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下一场仗，究竟该盯住哪一座城，还是盯住哪一支会移动的部队？
济南战役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攻克这座山东重镇。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同时部署攻城与打援，目的本来就不是单纯夺取城市，而是尽可能调动并歼灭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团。济南于9月24日攻克后，部分预定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敌军仍保有相当的机动能力。这使粟裕等人很快意识到，下一步若只继续围绕孤立据点作战，便可能错过更大的战役窗口。
于是，视线从济南转向淮海。这里的关键不是“胃口变大”，而是战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华东野战军连续作战能力增强，国民党军在徐州、蚌埠、两淮之间的部署却相互牵制。只要能把敌军的援救路线、兵团调动和据点防守放进同一套计划，局部进攻就有可能转化为连续歼灭。

1948年9月下旬，粟裕向中央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具体电报内容和个别细节，后来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方向是清楚的：不把作战目标局限于一城一地，而是寻找能够牵动徐州集团的突破口。中央军委接受并研究这一建议，随后将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的行动纳入统一部署。
这种部署最难的地方，在于“联动”二字。打下一处据点只是开始，敌军援兵从哪里来、何时到达、由哪支部队承担阻击，都必须提前安排。中原方向的作战，也不只是为了夺取郑州等地，更要牵制国民党军，使其难以迅速向淮海集中。敌军每一次调动，既是战场变化，也是下一步歼击的条件。

10月11日，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进一步明确了分阶段推进的思路。先打击被选定的主要目标，再阻断徐州方向的援军，继而扩大歼灭战果。这样的安排看似缓慢，实际是在控制战役节奏。因为部队一旦过早分散，围歼就会变成追击；援军一旦顺利汇合，原有的局部优势也会迅速消失。
这正是双方“钓鱼”思路的分界线。杜聿明设想过以固守和机动相结合，诱使解放军深入，再集中兵力反击。这个办法在纸面上并非毫无道理，可它有三个前提：主将必须稳定，兵力必须按时到位，各部队还要服从同一条连续命令。

问题在于，1948年秋天的国民党军事体系很难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徐州、华中以及南京方面各有指挥权限，兵团之间又存在调动和归属问题。杜聿明从9月底开始参与相关计划的讨论，10月初计划经过批示和修改，但10月15日，东北战局紧张，蒋介石又急令他转赴沈阳。一个尚未形成稳定执行节奏的方案，主将和兵力配置先后被打断，作战构想自然难以保持原样。
有意思的是，后续关于徐蚌地区统一指挥的安排同样出现变化。白崇禧一度被考虑用于协调相关兵团，但南京、武汉之间的意见和权限并未真正统一。到了需要各部队同时行动时，命令传递、兵力调配和战场判断很难保持一致。战术计划并没有立刻消失，却失去了把计划变成现实的组织条件。
解放军方面也并非没有风险。淮海战役地域广大，部队分散，粮秣运输和阻援任务极其繁重。不同之处在于，中央军委和两野战军把这些风险直接纳入战役设计，以分阶段任务来限制敌军的机动空间；国民党方面则更多寄望于守住交通线和要点，再等待条件成熟后反击。一个把敌人的选择写进计划，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对手按预想行动，差别由此显现。

后来，杜聿明被俘并关押于功德林，相关回忆中曾出现过对“同样设法诱敌，为何结果不同”的追问。这个说法的具体出处和原话仍需以可靠史料核对，不能直接当作战役档案使用。不过，它确实反映出一种典型困惑：既然局部战术能够成立，为什么整个战局仍然失败？
答案不在某一个诱饵，也不只在某一名将领。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战役计划逐步形成了目标、援军、阻击和歼灭之间的闭合关系；国民党军则在主将调动、兵力归属和统一指挥上不断出现断裂。杜聿明后来撰写有关淮海战役的回忆文字，能够提供失败一方的观察角度，但其中的个人判断，仍须同作战档案、战地记录相互印证。1948年11月，徐州方向的决战已经开始，原先那些停留在文件上的机动作战设想，再也没有足够时间重新拼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