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过于谦让，保卫江苏的作战计划一再被无视，取得大胜之后却最终无奈撤退
1946年7月，苏中战场，粟裕面对的并不只是长江北岸的一支国民党军队，而是津浦线、陇海线和胶济线交织出的整个华东战局。铁路一通，兵力就能迅速转移；城镇一失，地方部队和后方补给便会受到牵连。战场上，胜负从来不只看一仗歼灭多少人，还要看胜利能不能接得上下一步。
苏中战役打响后，华中野战军连续作战，取得了著名的“七战七捷”。从宣泰、如南，到海安、邵伯等战斗，粟裕充分利用苏中地区河网密布、村镇相连的地形，集中兵力寻找弱点，打了就走，走后再打。国民党军虽然兵力占优，却常常被迫分散，难以形成完整攻势。
这场胜利的价值很明确：它迟滞了国民党军沿长江北岸向北推进的速度，也保住了苏中根据地的重要空间。粟裕的指挥才能，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体现。1945年10月31日，《粟裕年谱》所载的相关传达中，中央领导曾肯定他在华中坚持发展正规力量的做法，并认为他将来能够指挥更大规模的部队。
但战役胜利，并不等于整个华中局势已经稳定。

当时的华东战场，山东、苏北、淮北、苏中几个方向彼此相连。国民党军依托铁路和城市推进，解放军则需要在运动中集中兵力。哪个方向需要增援，什么时候增援，调走多少部队，都会直接影响另一个战场的作战窗口。
粟裕在1946年5月曾就华中作战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报告。他考虑的并不是守住一座城，而是把华中野战军建设成能够持续作战的正规力量，同时依托地方工作稳固根据地，再利用扬州、泰州一线的地理位置牵制北上的国民党军。
这套设想有一个关键条件：华中部队必须保持相对完整，不能在决战前不断被抽调。苏中地区的优势，来自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和部队行动迅速，若把能够机动作战的骨干部队分散到几个方向，局部优势便会很快缩水。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新四军军部当时同时承担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区的军事统筹，华东局和华中分局也需要处理多个方向的党政军事务。陈毅既担任新四军军长，又负责山东方面的军事工作。这样的指挥体系有利于统一行动，却也意味着山东、华中任何一个方向出现压力，都可能要求其他地区让出兵力。
华中部队北调的要求，曾多次出现在这一阶段的部署中。叶飞、韦国清等部队被牵涉到山东方向的行动，王必成部的北上问题也经过中央层面的重新斟酌。有关“叫停北上”的具体时间和文电内容，史料记载需要结合原始电报核对，但可以确定的是，华东各方向的兵力安排并没有始终围绕苏中战场保持一致。
粟裕对此十分敏感。他知道，苏中战役要打出效果，靠的是集中兵力逐次歼灭，而不是把部队摆成几条平均用力的防线。后来在一些调兵问题上，他没有同意把有限兵力贸然抽往西面或北面，原因并非不顾全局，而是担心苏中主力一旦被拆散，原有的作战节奏就会中断。

“苏中能打，但不能一边打，一边把能打的部队调走。”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粟裕面临的实际处境。
与此同时，山东和淮北方向的压力不断增加。山东野战军在泗县作战中受挫，津浦线一带的攻防也牵动着华东大局。国民党军以徐州、蚌埠等地为支撑，依托铁路调动兵力；解放军如果不能在关键节点形成连续行动，苏中取得的战果就难以向更大范围扩展。
有意思的是，苏中战场仍在获胜，外围局面却逐渐变得复杂。粟裕的部队能够在一地打出歼灭战，却无法单独替整个华东战场解决铁路、城市和邻接战区的问题。局部战果像一枚钉子，能够钉住对手一段时间，却不能同时封锁所有通道。
粟裕后来谈到战局向纵深转移时，强调过时机、方向和整体布局属于全局性问题。相关回忆材料中关于“预案”的说法，不能简单理解成某个人完全没有准备，更不能据此推断谁在故意否定谁。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战场变化太快，而各方向的行动方案、兵力补充和后续衔接没有始终形成同一套节奏。

苏中战役结束后，华中解放区并非一夜之间全部丢失，但南部地区的军事压力明显加重。随着国民党军重新组织进攻，解放军在江苏部分地区的活动空间受到压缩，部队和地方机关逐步向北、向西转移。撤退不是苏中战役本身打败了，而是原本需要多方向配合的战略布局，已经难以继续维持。
这也是“保卫江苏”计划最令人惋惜之处：粟裕在苏中方向把仗打赢了，却没有得到足以把胜利固定下来的全域条件。山东、淮北、津浦线上的压力，持续消耗着华东的机动力量；各战场之间只要有一个环节接不上，苏中的胜利就难以转化为整体优势。
进入1946年冬季后，华东战场开始重新调整。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相继展开，华东野战力量的集中和统一指挥逐步加强，战局才重新出现有利变化。粟裕在苏中形成的运动战经验，也在更大规模的作战中得到延伸，只是那时的战场，已经不再是单独保卫江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