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临终前下令处死妻子、长子和孙子，最终却反遭至亲伤害，这就是人性的残酷一面
1662年6月23日，台湾，郑成功病重之际，厦门方面却没有执行他发出的家族处置令。命令从台湾传到厦门，原本只需经过几道军政环节，结果却卡在了将领手里。这个细节，比“处死妻子、长子和孙子”的传闻本身，更能说明郑氏政权当时的真实处境。
厦门不是一般驻地。金门、厦门与台湾之间，既有军队调动，也有粮饷、船只和人员往来。郑经长期负责厦门一带事务，手中握有相当力量。郑成功要处置的，又恰恰是自己的长子郑经及其家人。于是，一道看似针对家务的命令，立即变成了牵动军队归属和权力交接的政治命令。
郑成功并非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势力。他出生于日本，父亲郑芝龙早年以海上贸易起家，后来接受明廷招抚。郑成功少年时期进入南京国子监，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得到唐王朱聿键重视，被赐国姓，改名郑成功。这个名字，既是政治身份的确认，也意味着他被纳入了南明抗清的正统叙事。

清军南下后，郑芝龙的选择与郑成功分道扬镳。郑芝龙后来被清廷控制并遭杀害，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在战乱中遇害。家庭遭遇和政局变化叠加在一起，使郑成功没有退路。他长期以海上军队为依托，在福建沿海同清军作战，逐渐形成独立的军事与政治中心。
这种力量最终转向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自金门料罗湾出发，进攻台湾的荷兰据点，经过数月作战，荷兰守军于1662年2月投降。台湾成为郑氏集团新的根据地，郑成功一面部署军队，一面恢复生产、整顿地方事务。这里需要注意，郑氏政权并不是一支单纯的流动作战队伍，它已经开始处理财政、粮食、土地和行政管理问题。
恰恰因为政权逐渐成形，继承问题才变得格外敏感。郑成功年近四十，正准备继续经营台湾，并考虑对吕宋采取行动，家族内部却传出郑经婚姻和子嗣方面的争议。郑经与唐氏成婚后，夫妻关系并不和睦。郑经的儿子郑克臧出生后，孩子的生母身份又引发议论。

相关记载中，唐显悦曾写信要求郑成功追究此事。信中涉及的，不只是男女关系，而是嫡庶、家法和继承资格。郑成功得知后震怒，认为长子行为有损家门，也可能影响郑氏政权的名分。传世材料对细节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董氏、唐氏以及陈昭娘之间的身份关系，也需要结合不同史料核对，不能把所有说法都当成无争议事实。
但有一点在相关叙事中十分突出：郑成功确实曾下令处置郑经，并牵连董氏、郑克臧和陈昭娘。命令发出后，郑泰负责的一次执行没有完成。随后，命令传向厦门，要求当地将领动手，结果却遭到抗拒。
“这是国姓爷的命令。”

“可郑经在厦门，军心不能这样动。”
这两句并非史料原话，只是对当时矛盾的概括。厦门将领抗命的具体人物、人数和过程，仍需查阅原始材料。能够确认的是，处置令没有顺利落实，而郑经也没有因此被杀。把这件事简单解释成部下讲情面，恐怕过于轻率。
更现实的原因在于，郑经掌握厦门军政事务，若突然被处死，谁来接管兵权，谁来稳定各营，台湾与厦门之间又如何重新分配权力，都没有现成答案。郑成功当时已经病重，军队将领面对的并不只是“服从还是不服从”两个选项，还要估量主帅去世后的局面。抗令是否完全出于这种考虑，史料尚不足以定论，但继承风险显然不能忽略。

郑成功与郑经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越过了家庭边界。父亲想用严厉手段维护家法，地方将领却必须考虑军队的连续性。对郑成功而言，长子失德是家门问题；对厦门将领而言，长子又是实际掌握一方力量的继承人。两种秩序发生冲突，命令便出现了断裂。
郑成功去世前的情形，主要见于《闽海纪要》等记载。书中说，都督洪秉诚曾到床前调药，郑成功将药掷在地上，并留下关于忠孝不能两全的感叹。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却不能直接证明疾病、家事争端和厦门抗命之间存在单一因果。史书中的临终言语，既可能保存了当事人的真实心境，也可能经过后人整理和加工。
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在台湾病逝，年仅三十九岁。此前发出的家族处置令未能在厦门完成，郑经由此躲过一劫，并在郑成功死后接掌郑氏集团。父亲临终前试图以家法解决继承隐患，结果反而把继承问题提前推到了军队面前。命令没有改变权力的实际走向，反倒暴露出郑氏政权中，家族权威与军事集团之间并非始终能够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