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四月二十七日拂晓时分，天色尚且朦朦胧胧，平西根据地的山南村骤然传来一记刺耳的枪响划破静谧山野倒下的不是汉奸，也不是日军，而是32岁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这份行刑指令，出自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之手，是经过审慎研判后敲定的处置决定。定罪文书上仅有简短一行罪状：暗中勾结旧军阀吴佩孚，密谋叛离队伍、投靠外敌做出叛国行径。

眼见此番处置，宋时轮、邓华二人当即愤然拍案，直言此举实属错杀无辜、铸成冤案。可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还是把高志远推向了枪口。此后，三位将领之间留下了无法修补的裂痕，直到晚年也没有真正走出这场旧案。

高志远籍贯为河北滦县，一九〇七年降生在这片冀东土地之上。少年时读私塾，最爱听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后来又练出一手好枪法。九一八事变的战火燃起之后，他倾尽家中所有财物筹组地方抗日民团，率领一众乡里百姓奋起抗击日寇与伪军走狗。

1935 年盛夏时节，他乔装成后厨伙夫潜入滦县火车站，于日伪军层层戒备的监视之下，精准狙杀汉奸刘佐周，行事果敢凌厉。撤退时他腿部中弹，却硬是冲了出去。此事很快登上天津各大报刊版面，高志远胆识过人、深入敌营除奸的壮举广为流传，一时间被冀东百姓交口称颂，奉为深入人心的孤胆抗日英雄。

1938 年 7 月，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骤然爆发，冀东大地瞬间燃起全民抗日的熊熊烈火。高志远统领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奋勇征战，麾下武装规模峰值逼近两万五千人，兵力体量足足占据整场暴动所有抗日队伍总数的三分之一。他率部三度强攻乐亭城池，成功夺回县城管辖属地，个人名望借着赫赫战功飞速上涨，跻身冀东敌后战场最具民众号召力的领军人物行列。

这些人都是他从冀东拼死带出来的子弟兵。他们没忘记家乡，也没有打算长期困在平西，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恢复实力，打回去。

偏偏这时，新的矛盾出现了。

1939年初，萧克来到平西，负责统一指挥各路抗日武装。高志远想带队伍返回冀东，萧克却不愿放人。平西挺进军组建军政委员会架构期间，五名核定委员名单之中并未收录高志远，官方给出的直接缘由便是其彼时尚未加入党组织。

没有正式职务，部队又缺钱缺粮，高志远只好托结拜兄弟去北平找吴佩孚，希望弄到一些军饷和物资，让队伍能够回去继续抗战。

所有矛盾与隔阂的导火索，恰恰就根植于这次人员遴选的疏漏之中。

高志远的贴身秘书陈飞递交检举书信，指控其暗中联络吴佩孚势力，暗中谋划叛离我方阵营归顺日寇。早年陈飞的表弟触犯军纪被高志远依规处置，二人就此埋下心结，长久积攒着无法消解的私人仇隙。更复杂的是，陈飞还被认为是潜伏人员，他的举报自然被当成了重要情报。

萧克接到报告后，在山南村设宴。一次相聚闲谈的宴席之上，他假意称赞高志远随身佩戴的手枪做工精致、品相出众。毫无防备的高志远未曾心生半点疑虑，坦然抬手将配枪递了过去。毫无防备的高志远未曾心生半点疑虑，坦然抬手将配枪递了过去。

后续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军政委员会五位委员开展表决投票，三人举手赞同处以极刑，唯独宋时轮、邓华二人据理力争，极力驳回处决的决议。高志远就这样被定为“叛徒”，押赴刑场。

这起案件最刺眼的地方，是吴佩孚本人的态度。日方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曾亲自出面百般利诱拉拢吴佩孚，可这位旧军阀始终坚守底线，断然回绝一切同日寇同流合污的行径。高志远托人找他要钱粮，未必等于投敌，可这层区别，在当时敌我难辨、肃反高压的环境里，被迅速抹掉了。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岁月流转数十年之久，当年指控通敌的各项佐证材料，直至今日都没能出示对应的实物凭据。后来不断查证发现，相关口供疑点重重，部分材料可能来自敌人离间，也可能存在逼供和夸大。

高志远遇害离世之后，冀东抗日联军内部军心迅速分崩瓦解，大批追随多年的旧部将士心灰意冷相继脱离队伍离去。也正因在处决决议上始终持反对立场，宋时轮、邓华二人与萧克产生严重分歧、彻底决裂，二人随后便被调离原部岗位。

历时七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后，萧克终于在 1995 年 4 月复信回应，依旧固守原有立场，认定当年对高志远的处决裁定并无差错。

这封回信没有让争议真正结束。它反倒把一个残酷问题摆到了所有人面前：在战争年代，指挥员确实要防范叛变，也必须维护军队纪律，但快刀斩乱麻，不能代替证据，更不能把怀疑直接变成死刑。

戎马半生的高志远未曾殒命于日寇的枪林弹雨、沙场血战，最终却不幸倒在了己方的枪口之下。纵然数十年光阴流转，尘封的史实渐渐拨开迷雾、显露真相，可这位爱国志士鲜活的生命，终究再也无法挽回。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冀东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