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米传奇贝尔戈米米体专栏悼念巴雷西，挺感人的，原来贝尔戈米想办法把那个火炬送给了巴雷西，当做他人生最后时刻的收藏：

最后一次和弗兰科见面，是在圣西罗，也是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的那一天。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式上，我和他——贝尔戈米与巴雷西、国际米兰与AC米兰——共同担任火炬手。那幅画面已经成为历史，也会永远留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里。在我们的家——圣西罗，一切都显得格外特别，那是属于我们两个人共同获得的一份荣誉。

正式开幕前我们彩排过几次，第一次他来了，第二次却没有。他给我打电话说：“贝佩，你知道吗，我实在没有力气了……”那时他已经很疲惫。正式开幕那天，我们提前六个小时就到了现场，整个等待过程中他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时不时问他：“弗兰科，我出去看看？”他总回答：“不用，不用，我就在这里。”他本来就不是个话很多的人，但我能看出来，他心里很激动。后来工作人员说要给我们戴耳机接受指挥，可他希望整个过程只由我带着他走，我们两个人肩并肩连在一起，走过了那个无比美好的时刻。

他特别希望把当天使用的火炬留下来作为纪念，我答应帮他想办法，最后真的办到了。六月底，我把火炬亲手交到他手里，地点是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酒吧，那其实是一间国际米兰球迷的大本营，可他在那里却觉得很自在。我还笑着跟他说：“你应该多来我常去的酒吧，那边可全是米兰球迷。”可惜，那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时的他已经非常虚弱，说话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谈到自己的治疗，他带着痛苦，却依然保持着尊严，只轻轻说了一句：“这会是一段很漫长的过程……”之后的几个星期，一直是他的哥哥贝佩——也是我一生的队友和朋友——尽可能向我通报他的情况，而最后那几天，更是令人无比悲伤。

第一次见到弗兰科，则是在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经常去圣西罗看国米和米兰比赛的孩子，而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踢上了职业比赛。职业生涯最初几年，巴雷西兄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我17岁的时候，贝佩常常和卡莱托·穆拉罗顺路开车送我回家，不让我一个人等公交车。甚至可以说，是巴雷西家的大哥贝佩第一次教会了我怎么打领带，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有一天晚上，贝佩对我说：“来我们家住吧，弗兰科也在。”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还一起拍过一家夹克品牌的广告，因此场外见面的机会很多，经常一起吃饭，也总和同一群朋友待在一起。

1981年9月6日，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米兰德比——意大利杯2比2，我还进了球，而弗兰科就在另一边。但真正到了比赛里，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正面交锋。赛前最多握握手、拥抱一下，尤其后来我们都当上了队长，比赛一开始，就再也碰不到彼此，各自守护着属于自己的禁区。和保罗·马尔蒂尼有时还会在边路直接对位，但和弗兰科，没有。我们真的像圣西罗的两个极点，隔着整座球场遥遥相望。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告别赛。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你一定要来。”我开玩笑回答：“我去了不得被全场嘘死啊。”他说：“别管那些。”那时候我还是国际米兰球员，可他还是希望我站在他和哥哥身边。那一天是一场无比盛大的庆典，圣西罗座无虚席，米兰所有传奇人物都来了。我永远感谢他，在这样重要的一天，还希望我陪伴在他的身旁。巴雷西不仅仅是一支球队的旗帜，他是所有人的旗帜，没有哪个国际米兰球迷，或者任何其他球队的球迷，会说他的坏话。

红与黑之外，还有蓝色。我们的生命里，不只有米兰，还有意大利国家队。国家队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牢不可破。1982年，我们一起成为世界冠军。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主力是西雷阿，所以命运把更多属于球场的舞台留给了我，但整个世界杯期间，我们始终互相扶持。我们是队里最年轻的两个球员，总是形影不离。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决赛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在马德里的街头，那种喜悦甚至难以用语言形容。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了1988年欧洲杯和1990年世界杯。队长袖标戴在我的手臂上，但只要身边站着弗兰科，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他拥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能力，无论区域防守还是人盯人防守，都能轻松切换；站在后防线上，他仿佛在指挥整个世界，那种领导力又始终带着一种独一无二的优雅。

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像。我们都低调、谦逊、有礼，都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彼此之间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我很喜欢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评价：“没有任何矫饰的队长。”弗兰科和贝佩年轻时失去了父母，而我也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我不知道这些人生的伤痛是否让我们彼此更加亲近，但我知道，我们一直都能理解对方，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说太多。那是一种克制的悲伤，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方式。我们都是波河平原的人，习惯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来自乡村，习惯勤劳生活，也有着伦巴第人特有的朴实与节制。再想想我们的绰号吧，他叫“Piscinin”（小家伙），永远像个孩子；我叫“Zio”（叔叔），年轻时就像个老成的大人。一路走来，我们就是这样两个旅伴，脚下曾经一起追逐足球，如今，又曾共同举起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