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6年，围绕要不要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中国科学界出现了一场罕见争论，杨振宁明确反对，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则放出重话：“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在讨论一台设备，背后争的却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到底该投向前沿大工程，还是先补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和民生短板？

所谓粒子对撞机，可以理解成一台“超级显微镜”。它把电子、正电子等微小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再让它们迎头相撞。科学家通过分析碰撞产生的各种碎片，研究物质最底层的结构。

中国当时设想建设的是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点研究希格斯粒子，目标是把测量精度做到世界前列。项目一旦落地，配套的加速器、探测器、超导磁铁、低温制冷系统，都要同步建设，工程规模和技术难度远超普通科研设施。

外界流传的数字是2000亿元，这也成了争议最集中的地方。王贻芳解释过，这个数字把未来可能建设的二期工程等内容也算了进去，并不等于一期工程立刻就要花掉这么多钱。按照他的判断，中国此前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工程造价控制得比较好，实际偏差不超过5%，并非外界想象的那种“预算开个口子，最后完全刹不住车”。

但杨振宁担心的，正是大科学工程容易越做越大的风险。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推动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最初预算约30亿美元，后来一路涨到80亿美元。美国国会最终在1993年叫停工程，留下的不是重大突破，而是德克萨斯州荒野中一个巨大的未完工隧道。那次失败给全世界提了个醒：基础科研需要长期投入，但超大型装置也可能成为财政和管理上的无底洞。

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时还有不少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欠账。把巨额资金投入一个可能几十年都难以产生直接回报的项目，机会成本不能不算。

他更担心的是科研资源被“押注”在一个方向上。高能物理曾经是物理学最耀眼的领域，但很多关键粒子已经被发现，下一步研究究竟能不能取得突破，并没有谁能打包票。如果全国资金、人才和设备过度集中，其他同样重要的学科就可能被挤压。

还有一个让杨振宁不放心的现实：即便对撞机建在中国，当时国内高能物理顶尖人才和大型实验经验仍不够充足，最核心的实验设计、运行组织和数据分析，可能需要国外团队深度参与。机器是中国出钱建的，关键成果和主导权却未必掌握在中国手里，这就是他说“给外国人做嫁衣”的原因。

王贻芳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认为，科学竞争不能只看眼前有没有收益，更要看国家能不能站到未来技术的制高点。

欧洲已经在大型对撞机领域积累多年，设备逐渐老化，下一代装置又在酝酿；美国经历超级对撞机项目失败后，对类似大工程明显更加谨慎。王贻芳判断，这恰恰是中国进入世界高能物理核心赛道的窗口期。如果现在不做，等欧美下一代设备建成，中国可能再次错过关键节点，追赶起来要多花几十年。

他还强调，这不只是买一台外国设备，而是一次完整的工业升级。为了建成对撞机，中国必须突破超导技术、精密磁铁、超高真空、低温制冷和大型探测器等一系列难题。即使最后没有立刻发现新粒子，过程中培养的人才、积累的技术，也可能流向医疗成像、能源、材料、信息技术等领域。

按照王贻芳团队的设想，从设计、建设到运行，国内团队应承担超过七成工作量。这样的大工程，既能给科学家提供世界级平台，也能逼着企业把一些过去依赖进口的核心部件做出来。

两种观点很快从学术圈传到了网上。年轻科研人员中，不少人支持王贻芳，认为重大突破本来就伴随着风险，不能因为怕失败就永远不敢下注。许多资深学者和普通网友则更认同杨振宁：饭要一口一口吃，基础教育和人才储备没有打牢，建再大的机器也可能缺少真正会用它的人。

这场争论后来没有简单地以“建”或“不建”收场。项目进入了持续论证阶段，团队陆续提交概念设计报告和技术设计报告，国际评审对工程方案给出过较高评价。但技术上准备充分，并不意味着国家立刻就会批准立项。它没有列入“十四五”规划，进入“十五五”的前景也并不明朗，王贻芳后来承认，项目在国内推动立项并不容易。

网上曾流传项目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的说法，但真正确定的结果是：这项工程没有立即上马，也没有被彻底否定，而是继续等待论证、资金和国家战略的共同判断。

杨振宁和王贻芳并不是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也不是谁不支持中国科技发展。他们只是站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看问题：一个担心今天的钱花错地方，一个担心今天不下注，明天连牌桌都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