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顾维钧第三次出任总理时，一位远亲特地从上海来看他。这位亲戚曾做过廿余年的华俄道胜银行的华人经理，离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小银行。
见面后，这位亲戚说，这次来北京一则是看望你，二则是有事相求。
当顾维钧问及何事时，亲戚说，中国不少华商私营银行均有权发行纸币在全国流通，他想为他的银行取得此项发行特权，故此前来相求。
顾维钧告诉他，总理府并不管这类事，你应按现行规定向财政部提出申请。并坦言，此事相当困难，因为几周之前，鉴于弊端累累，内阁经已决定停止再授予发行纸币的特权。
亲戚说，他知道现在要取得这种特权是不符合规定的，因而才来找总理帮忙。
顾维钧没有同意，说情况就是如此，政府已就方针作出决定，不再授权发行纸币。
亲戚很不高兴地说道：“你是归国留学生，你不完全熟悉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办事的方式。你又怎能管理政府！”
顾维钧回复：我也许不熟悉这些方式，但我现在和你谈的是法律。
亲戚说：“我知道法律不轻易准许那样做，因此我才找你个人帮忙。”
顾维钧最终没有同意。
事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他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心理代表着一般人的心理状态——不论有无法律，你必须“讲情面”。
顾维钧认为，民主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到现在还不能成功，基本问题就在于此——人情大于法律。
不过，他也强调：“我们也不必丧失信心，这只不过是时间和训练问题，必须教育人民使其懂得一些民主的基本原则。除非我们全民族决定不走民主的道路而回到专制政治的道路上去，我想就该采取步骤朝着民主方向教育人民。民主不能在一夜之间产生。”
以上内容，来源于《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三卷第四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