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图书馆窗外的蝉鸣像煮沸的水。刘芳拆开北大录取通知书，手指稳稳的，像拆奶茶外卖袋。大红纸页躺在掌心，像一片落下的朱砂羽毛。

一个月前查分，屏幕跳出“全省历史类前五，成绩屏蔽”。母亲眯着眼凑近：“字太小了，看不清！”下一秒，她转身抱住那个扛了十几年钢管的妈妈，哭出声：“妈，我爱你。”

今天母亲又上工地了。她总在凌晨四点消失，留下一碗凉粥。刘芳从不听母亲诉苦，“但有眼睛都看得见”。她想好了，以后每月给母亲打钱，让她睡到日上三竿。

可她不适应镜头。出租屋被拍进新闻，她皱眉：“贫困和北大没有强关联。”她害怕标签。“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考上北大不过是从一个地方‘普通’到另一个地方。”

高中三年，她学着接受不完美。朋友在食堂夸她眼睛好看，从前她摆手说“没有”，现在能轻声说“谢谢”。这个改变花了三年。“淡淡的，”她说，“能包容自己的懦弱和悲观。”考砸时，同学像鸟张开翅膀环住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差。

二诊只考了609分，她以为人生完蛋了。后来想通：“接受下限，才能从零出发。”

她去奶茶店打工，把外卖吸管放错两次，但免费喝到青提茉莉时很欢喜。给外卖员递冰水，她觉得生活不过是一杯水的温度。

八月中旬，她将带着通知书北上。北京有烹饪社等她，有“彻彻底底变成普通人”的广阔天地。

“路在脚下。”她笑，唇角弯弯的。

成都夏风翻动通知书，哗哗响。十八岁的女孩提行李，轻得像只带走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