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5岁的火箭专家杨南生娶了29岁的张严平。张严平的父母不同意，后来当她父母知道杨南生的身份后，惊呆了......


二十九岁的张严平决定嫁给六十五岁的杨南生，消息传到山东老家，母亲在长途电话里哭了一场，父亲连着三天没和她说话。


那一年，张严平已经是个跑了多年新闻的记者，见过不少场面，可面对父母的反对，她还是不知如何开口。


直到后来，父亲在饭桌上问起杨南生的工作，张严平从包里拿出一叠剪报。父亲看完，沉默了很久，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问了一句，就是那个杨南生？张严平点了点头。那顿饭后来吃了什么，没人记得清了。


他们的相识没有那么多戏剧化，1983年，张严平还是新华社的年轻记者，接到任务去采访一批航天领域的专家。


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个研究所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杨南生。


那天下着雨，杨南生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


采访开始前，他先给张严平倒了杯热水，说山里凉，捂捂手。那天的采访本可以一个小时结束，但杨南生谈起固体推进剂时，眼睛里的光让张严平多留了两个钟头。


她后来回忆，那一刻没觉得面前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只觉得是个聊起天来停不下来的学者。


采访结束后，张严平和杨南生保持着书信往来，一开始是谈工作，后来谈文学，谈各自读过的书。


杨南生的信写得规矩，字迹工整，信纸的边角总是压得平平整整。张严平发现这个老人除了懂火箭，还读很多诗。


他把李商隐的“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抄在信里，张严平看了，心里某个地方动了一下。


可现实的问题很快摆在面前，三十四岁的年龄差，意味着杨南生比她父亲的年纪还要大。


消息传到山东老家，母亲在电话里直掉眼泪，说平儿，你这是图什么。父亲则更直接，托人带话，让她回家一趟。


张严平回了家，父亲坐在堂屋的藤椅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母亲把饭菜热了又热，没人动筷子。


父亲说，年纪大不是不能过，可你总得为以后想想。张严平想说杨南生的好，可她知道，在世俗的眼光里，那些好都敌不过一个六十五岁的数字。


她没争辩，只是陪父母坐着，那几天，家里来了几拨亲戚，话里话外都是劝。张严平听着，偶尔给父亲添添茶，给母亲剥个橘子，她没提要结婚的事，但也没松口。


再回北京前，张严平做了一件准备已久的事，她从包里拿出这些年采访积累的剪报和内部刊物，摊在父亲面前的茶几上。


父亲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翻，当看到“杨南生”三个字和“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奠基人”的字样时，他的手停在了半空。


烟灰落了一截在裤子上，也没察觉，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围裙还没解，凑过来看了一眼，捂住嘴，半晌才问，就是你那个？张严平说是。


父亲把材料放下，走到院子里，背着手转了三圈。晚饭时，父亲给张严平夹了一筷子菜，说，请他来家吃顿饭吧。


杨南生来的那天，穿了一套藏青色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他提了几盒点心，还有一套自己手抄的古诗。


饭桌上，父亲问他火箭的事，他答得很谨慎，说就是国家需要，做了一点事。母亲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每天能走五千米。


那顿饭吃了很久，父亲喝了一点酒，最后拍了拍杨南生的肩膀。这个举动在张严平看来，就是认可了。


1986年，他们办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很。杨南生有早晨五点半起床的习惯，轻手轻脚地穿衣，怕吵醒张严平。


张严平学会了在周末熬一锅福建口味的排骨汤，虽然总掌握不好咸淡。


晚上，杨南生在灯下看资料，张严平就坐在一旁看书，偶尔抬头，两个人相视一笑，继续各看各的。


杨南生晚年很少出门，但每逢中国航天有发射任务，他定会守在电视机前。


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奔月，电视里的画面传来时，正坐在沙发上的杨南生猛地直起了腰，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


张严平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去，眼睛没离开屏幕，说，上面级用上了。张严平不懂那些技术细节，但她看见丈夫眼角有了笑意。


2011年杨南生去世，张严平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几个大箱子里除了手稿，就是些平常的衣物，最贵重的可能是一摞发黄的笔记。


如今，中国空间站的机械臂在太空中运转，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带回了土壤。每当这些画面出现在新闻里，张严平总会想起那个在电视机前挺直腰杆的老人。


当年那顿晚饭上，父亲放下筷子后的沉默，母亲那声惊叹，都化作了漫长岁月里具体的陪伴。


杨南生把一生交给了火箭，而张严平在后来的日子里，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取自他抄给她的诗，也取自他们共同走过的三十四年。


故事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注脚，不过是两个认真生活的人，在1986年的春天，决定携手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