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这哪是什么考察，分明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请君入瓮”，3万大洋不过是遮羞的遣散费。

他本是贵州桐梓人，早年背煤为生，人称“背二哥”，靠着一股子狠劲，从士兵一步步爬到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手握两万重兵，当了六年“贵州王”，把贵州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1935年3月，蒋介石飞抵贵阳，一见面就摊牌：“省主席、军长，你只能选一个。”王家烈选了军长，以为能保住军权，却不知这是老蒋的第一步算计。

蒋立马派亲信吴忠信接任省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截断全省税收，冻结二十五军军费。王家烈手里有枪，却发不出军饷，军心瞬间动摇。

更狠的还在后面，蒋派人给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送钱，许以高官，何得5万，柏得3万，两人当场倒戈，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

王家烈被逼得走投无路，4月30日，他找到蒋介石，哭着说：“我要求免去军职，外出游历考察。”蒋假惺惺地说：“辜负你了啊！”第二天就送来3万大洋路费。

5月3日清晨，张学良的专机停在贵阳机场，王家烈带着老婆孩子登上飞机，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觉得老蒋总算留了情面。

飞机刚离地，中统特务肖树经就带着人冲进王家烈的“虎峰别墅”，借口搜查枪支，翻箱倒柜，把蒋介石和宋美龄送的两打德造手枪都搜走了，值钱的古玩字画洗劫一空。

更残忍的是，特务当着王妻万淑芬的面，抓走她的两个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到老东门直接枪毙，鲜血染红了石板路，万淑芬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只能连夜逃往铜仁老家。

飞机上的王家烈还蒙在鼓里，直到飞到半路，张学良才慢悠悠地说：“绍武兄，你的二十五军番号被撤销了，部队也被改编了。”他一听，手里的3万大洋差点掉在地上。

他一屁股瘫在座位上，喃喃自语：“上当了！我上当了！”这才明白，那3万大洋哪里是路费，分明是买断他六年“贵州王”生涯的“分手费”。

其实老蒋早就想吞并贵州，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蒋借“剿共”之名，派薛岳率中央军进入贵州，名义上协助王家烈，实则暗中布局。

红军在贵州东部击溃王家烈部后，薛岳趁机抢占贵阳，桂系军队也蠢蠢欲动，王家烈腹背受敌，老蒋的逼宫便水到渠成。陈诚曾主张杀掉王家烈，蒋怕激起兵变，才改用逼其下台的办法。

失去兵权的王家烈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先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后在汤恩伯手下当副军团长，不到两个月就被调走，成了军委会的闲职高参，处处受排挤。

抗战期间，他想上前线杀敌，却始终得不到重用，只能在重庆坐冷板凳。抗战胜利后，他干脆回到遵义，靠经营小煤矿维持生计，昔日的“贵州王”，如今成了普通商人。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有人劝他一起走，他却摇摇头，说：“我是贵州人，死也要死在贵州。”他留在了大陆，心里忐忑不安，怕共产党算旧账。

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不仅没为难他，还给他安排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的职务。苏振华在宴会上举杯：“为你留在大陆干杯！”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晚年的王家烈，把精力都投入到文史整理中，亲自撰写了大量关于桐梓系军阀、红军过境贵州的史料，这些手稿成了研究民国贵州历史的珍贵资料。

他常跟人说：“蒋介石给我的3万大洋，买走了我的权力，却买不走我的良心。共产党给我的，才是真正的尊重和新生。”

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他的一生，起于微末，盛于割据，败于权谋，终于新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国军阀的无奈与命运。

有人说他傻，被蒋介石骗得团团转。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地方军阀，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又能有多少选择？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无数军阀的缩影。

蒋介石以为3万大洋就能收买人心，却不知人心不是钱能买的。王家烈的倒台，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遇上了比他更狠、更会算计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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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