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父亲托马斯·林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典型的NPD父亲。虽然没有正式诊断，但他缺乏共情、贬低儿子、利用儿子、永不认可儿子，几乎每一条都踩在NPD的诊断标准上。
托马斯是一个粗鲁、自负的文盲农民。在那个年代，文盲并不罕见，但托马斯的粗鲁不是没文化的问题，是性格问题。
他对林肯最大的不满，就是林肯爱读书。在他看来，儿子抱着书本就是“偷懒”，是“装清高”，是“看不起老子”。
他曾在邻居面前公开嘲笑林肯的长相，说他又高又瘦、笨手笨脚。他强迫年幼的林肯做超出年龄的重体力劳动，比如砍树、劈柴、犁地，把儿子的劳动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还把林肯所有的劳动收入据为己有，以此来阻止林肯有能力离开他独立生活。
这就是NPD父亲最经典的操作：切断你的经济命脉，让你永远依赖他，永远无法逃离。你不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免费劳动力。你的梦想——读书、写作、离开这个穷乡僻壤——在他看来都是对他的背叛。因为如果你成功了，就证明他那套“读书没用”的价值观是错的。所以他必须打压你，必须证明你是废物，必须让你的每一次挣扎都失败。这样他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当那个“虽然没文化但至少比你强”的老子。
林肯的母亲南希·汉克斯，在林肯定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关于她的记载很少，但所有资料都指向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性，是林肯童年里唯一的光。她教会了林肯认字，给他讲圣经故事，在他被父亲打骂之后给他包扎伤口。但她在林肯最需要她的时候死了。这个失去，林肯一生都没有走出来。
他后来对朋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
不过，他说的不是生母，是继母
母亲去世后，林肯的父亲很快再婚了。幸运的是，继母莎拉·布什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接纳了林肯，鼓励他读书，在父亲骂他“偷懒”的时候替他说话。她是林肯童年里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保护者。如果不是她，林肯可能在十几岁就彻底崩溃了。
她可以在父亲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却无法改变这个家的基本格局——父亲是暴君，儿子是苦力。
林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比父亲高出整整一个头，但他形容自己在父亲面前永远是“一个小孩在等待挨打”。
他一生都对权威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他痛恨暴政，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毕生事业，因为他在父亲身上看到过暴君最丑陋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又对任何形式的权威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在强人面前容易退缩，在冲突面前容易犹豫。
林肯一生都很少提起父亲。在父亲去世时，他没有参加葬礼。他给弟弟写信解释为什么不去，说：“他走之前，我们没有和解；他走了，我们也无法再和解了。”
他用一生逃离那个农场和那个文盲父亲，但他在亲密关系里又找了一个跟他父亲类似的人。
林肯的妻子玛丽·托德，用当时华盛顿社交圈的话来说，是个“才华横溢但情绪极不稳定”的女人。她出身南方豪门，受过最好的教育，能流利使用法语，对政治有敏锐的嗅觉。
她第一次见到林肯时，林肯还只是个穷律师，但她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笨拙的高个子男人身上的潜力。她说过一句话：“他将来会成为美国总统。”
玛丽·托德的情绪起伏极大。她可以在公开场合对林肯破口大骂，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他，完全不顾及他的尊严。
有一次，她在餐桌上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因为林肯切牛排的姿势“不够优雅”，把一杯咖啡泼在他脸上。林肯一言不发，拿起餐巾擦掉脸上的咖啡，继续吃饭。他从不还嘴，从不在公开场合批评妻子。
他的应对策略和他面对父亲的暴怒时一模一样：沉默，忍耐，退让。
玛丽的嫉妒心极强。她不允许林肯和任何女性交谈超过五分钟。有一次林肯在白宫和一位女士多聊了几句，玛丽直接冲进去当众羞辱对方，让那位女士哭着离开。
她甚至对林肯的政治助手和内阁成员发号施令，干预军国大事，让林肯在政治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林肯在白宫的助手们私下称她为“母老虎”，林肯却始终没有对她说一句重话。
这和他对父亲的态度如出一辙——那个在他年少时剥削他、贬低他的暴君，他选择了离开，但从不正面反抗。那个在婚姻里羞辱他、消耗他的妻子，他选择了忍耐，至死不渝。他一生都在和暴政战斗，但在自己家里，他仍然是一个“等待挨打的小孩”。
玛丽自己就是一个对政治充满激情的人，她需要一个能承载她政治抱负的男性载体。在那个女性不能参政的年代，她选择了林肯作为她的“代理人”。
你与其说她是林肯的妻子，不如说她是林肯最早的投资人和政治合伙人。婚后，她的家族人脉为林肯打开了伊利诺伊州政坛的大门。林肯在政治阶梯上的每一步攀爬，背后都有玛丽家族的影子。
但这就是悲剧所在。林肯需要她家族的政治资源，玛丽需要一个能当总统的丈夫。两个精明的人做了一笔精明的交易。但交易归交易，过日子归过日子。政治联姻的算计解决了“怎么爬到那个位置”的问题，却解决不了“爬到那个位置之后怎么相处”的问题。
林肯和玛丽的婚姻，从心理层面上，更像是无意识的强迫性重复。
林肯在一个充满贬低和暴怒的家里长大，熟悉的情感模式就是“我必须忍受一个暴君”。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情绪化、控制欲强的女人，那种战战兢兢、需要不断忍耐的感觉，在他的潜意识里被误认为是爱。
他一生都在试图修复童年的创伤。也许，在潜意识里，他希望通过“搞定”一个和他父亲一样难以取悦的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但他失败了——他一生都没有“搞定”玛丽，就像他一生都没有“搞定”父亲。他只是在忍耐。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在外面征服了世界的男人，回到家里，仍然可以被童年模式的惯性支配。
林肯遇刺时，玛丽就在他身边。
1865年4月14日晚上，华盛顿福特剧院。刺客扣动扳机，子弹从林肯后脑射入。玛丽尖叫了整整一夜。她的白色礼服上沾满了丈夫的血，怎么洗都洗不掉。此后余生，她再也没有穿过白色。
玛丽的精神状态在林肯死后彻底崩塌。她开始产生幻觉，觉得有人要暗杀她，觉得有人偷走了她的钱，觉得自己被整个华盛顿抛弃。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终日与林肯的遗物为伴。她一遍一遍地对人说：“我应该和他一起死在那天晚上。”
唯一活到成年的长子罗伯特，在母亲崩溃数年后，做了一个残酷但或许不可避免的决定：将母亲送入精神病院。玛丽不接受，被人押着走进法庭，被人审视她是否“疯了”。
她输了。被判入精神病院。她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然后想办法逃了出来，流亡欧洲，再也没有回到美国。
1882年，玛丽·托德在姐姐家去世。她最后几年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刻。
林肯和玛丽的孩子们中，只有长子罗伯特·林肯活到了成年，后来成为了美国战争部长、驻英国大使，是美国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罗伯特·林肯的家庭，用世俗的标准来看是成功的。他的妻子玛丽·哈兰是一位参议员的女儿，贤惠稳重，性格和母亲完全相反：安静、克制、从不越界。两人育有三个孩子，婚姻持续了终生。没有绯闻，没有离异，没有丑闻。
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斩断了家族创伤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