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军统大特务沈醉分配到政协，月薪100元，抬头一看新领导，竟是当年被他列入黑名单的死对头。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阎宝航：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1962年3月，一个47岁的男人侧身挤进政协礼堂的后门，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呢大衣，脚步很轻。

这个人叫沈醉，18岁进军统，28岁当上少将，是戴笠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此时他兜里揣着一张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聘书，月薪一百元，刚从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劳动完回来。

沈醉做好了挨骂甚至挨打的准备，他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见到人就鞠躬，开口先道歉。

可等他抬起头，走廊那头走过来两个人，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主持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的常委阎宝航。

沈醉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二十年前，这两个名字用红笔圈在军统的黑名单上。

空气像是凝住了，沈醉张了张嘴，准备好的道歉卡在嗓子里。

高崇民握住他的手，声音平稳：“请多写些史料。”阎宝航也主动打招呼，问他安顿好了没有。

沈醉忙不迭鞠躬，腰弯得极低，连说了两声“多谢关心”，声音发颤。

他没有等来预想中的耳光和咒骂，只等来一句“请多写些史料”。

这笔债就永远挂在那儿，他还都还不了。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获得释放，是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1961年初，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接见了特赦战犯。

周恩来对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

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

沈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很快写好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周恩来连夜看完，加以肯定。

此后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把真实撰写历史资料作为后半生的奋斗目标。

在政协文史委员会，沈醉全身心投入回忆材料的创作。

阎宝航与他深谈过一次，沈醉低头说：“那是我难以洗刷的污点。”

阎宝航看了他一眼，把面前那摞材料重新拢了拢，说：“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需要你把真相写出来。”

他告诉沈醉，写史料要守住三个词，客观、准确、完整，“不是让你写检讨，也不是让你写自白书”。

从那天起，沈醉几乎长在了政协后院的资料室里。

他给自己列了一份清单，1940年到1945年重庆军统的内部结构图、各部门负责人名单、行动代号对照表。

他凭着记忆一点一点往外抠，每天趴在桌子上写七八千字。

他先后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等长篇回忆录。

《军统内幕》以亲历者身份回溯军统自复兴社特务处至覆灭前的历史。

详述军统特务培训体系、监察制度及酷刑手段，收录杨杏佛与史量才遇刺、张学良与叶挺遭囚禁等事件内幕。

写戴笠那篇时，他把自己关在资料室三天，写到1946年3月去岱山收尸那一段，笔停了好几次。

稿费确实不少，一千字六七元，加上一百元的基本工资，他一个人的收入顶得上三四个普通职工。

可钱赚到了，心里的那个结却始终没有解开。

他每天写那些名字、那些他当年亲手签发的密令，每写完一篇，都觉得心里的债还掉了一点。

可第二天醒来又觉得那债还是那么多。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定他的案件，认定他在1949年云南起义中确有贡献。

将他由战犯改为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撤销了1960年的特赦通知书。

1981年11月，沈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历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阎宝航没有看到沈醉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那一天，于1968年逝世。

沈醉后来才知道，阎宝航在抗战期间以民主人士身份为掩护。

为中共获取了德国闪击苏联的确切日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关东军兵力部署三大国际战略情报，被毛主席称赞为“看不见的战线上的英雄”。

沈醉坐在资料室里，盯着铁皮柜子上那把生锈的锁，沉默了很久。

1941年他把阎宝航的名字列入监控名单的那个下午，他以为自己在撒一张网，却不知道被他列为猎物的人，正在织一张更大的网。

高崇民于1964年12月出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逝世。

他在政协走廊里握住沈醉的手，说出那句“请多写些史料”。

那七个字里没有仇恨，也不是原谅，只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