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河南洛阳刑场上结束了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的生命。这位曾位列哈军工高材生的“红二代”，在1983年严打风暴中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陈再道将军只留下一句话：“一切按法律办。”
“一切按法律办。”
陈再道说出这句话时，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案件，而是自己亲生儿子的生死。只要他稍微动用一下老资格，托人问一句、递一句话，都会被外界理解为替儿子求情。
可他什么都没有做。
这位从黄麻起义一路打出来的老将很清楚，自己一生积累的声望属于国家和军队，不能拿来替家人抵罪。儿子是儿子，法律是法律，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
陈东平并非一开始就没有出路。恰恰相反，他的人生起点很高，得到的机会也比一般青年更多。
1960年7月，他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那时的哈军工是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重要院校，管理严格，学习任务很重。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本来意味着一条很有前途的道路。
然而，学校越严格，他越觉得不自在。他没有把精力真正放到学习和训练上，对纪律也缺少敬畏。家庭背景带来的优越感，并没有被军校生活磨掉，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即使犯了错，也总会有人替他收拾局面。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事情，发生在1962年前后。
在休学期间，陈东平收听境外电台，并主动写信同境外敌特机关联系，事情很快被查明。1963年3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门到哈军工通报调查情况。学院随后同意对他作出开除学籍、军籍、团籍并实行劳动教养的处理。
这个处分很重，却不是他人生的终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道非常清楚的警戒线：过去的身份保不住一个犯下严重错误的人，今后的路只能靠自己重新走。只要他接受教训，踏实生活，仍有机会回到正常轨道。
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明白这层意思。
劳动教养结束后，陈东平后来进入河南外贸系统工作。有单位接收，有稳定职业，又有重新开始的条件，这已经是命运再次给出的机会。
可他并没有安分下来。
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依旧是开国上将的儿子。有人对他客气，有人怕得罪他，还有人相信他确实有能力调动工作、联系物资、疏通关系。陈东平也越来越习惯利用这种信任，为自己谋取便利。
时间一长，他做事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以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作招牌，对外许诺能够安排事情，欺骗、威逼他人，并多次实施侵害妇女等严重犯罪。
不少受害者起初不敢出声。她们担心的不是陈东平本人有多大本事，而是他身后的父亲。正是这种对特殊身份的顾虑，使一些违法行为没有在最早的时候被揭露，也让陈东平产生了“没人敢管”的错觉。
可他弄错了一件事。
陈再道的军功，是在战场上用命换来的，不是给儿子准备的护身符。别人尊重陈再道，也不等于必须容忍陈东平违法。
1983年8月25日，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在全国展开。打击的重点包括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随着群众举报和办案人员调查，陈东平长期积累的问题被一件件查清。
案子办到这个阶段，陈东平的身份反而成了一个更受关注的问题。
普通群众都在看：开国上将的儿子犯了重罪，到底会不会受到同样的处罚？办案人员也明白，这个案件处理得稍有偏差，就可能让人怀疑法律是否只约束普通百姓。
亲友中有人希望陈再道想想办法。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哪位父亲能够完全放下？陈再道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但他没有把这种痛苦变成干预案件的理由。
他说，一切按法律办。
这句话不是不讲亲情，更不是故意表现得冷酷。陈再道只是明白，如果此时利用地位为儿子开脱，那么受到伤害的人怎么办？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特权？
陈东平最终走上刑场，也不是因为一次偶然冲动。
从1962年写信联系境外敌特机关，到1963年被开除学籍、军籍和团籍，再到劳动教养结束后继续违法犯罪，前后相隔二十多年。他并非没有受到提醒，也并非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的问题在于，每当人生出现岔路时，他都把父亲的身份当成了退路；每当别人选择忍让时，他又把忍让误认为软弱。一次次越线后，他终于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方。
1984年4月，陈东平在河南洛阳被依法判处死刑。曾经的军校学员、将门之后，最终以罪犯的身份结束了生命。父亲没有替他求情，显赫的家庭也没有改变案件结果。
这起案件留下的意义，不只是一位老将“大义灭亲”那么简单。
真正值得记住的是，父辈的功劳不能转到子女名下，更不能折算成违法后的宽免。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家庭，可能影响他最初站在哪里，却不能决定法律应该如何对待他。
陈再道守住的，也不只是自己的名声。他守住的是公与私之间那条不能被身份冲破的界线。
战场上，他知道军令不能因个人感情改变；面对儿子的案件，他同样明白，法律不能因为被告是谁的孩子而改变。那句“一切按法律办”，没有豪言壮语，却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