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他觉得，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杨振宁的态度很明确：现在不适合上马这么大的项目。他担心，这类工程投入巨大，建设费用只是开始，后续运行、维护和升级同样需要长期烧钱。相比之下，基础教育、人才培养以及更广泛的民
生领域，可能更需要这笔钱。

他还拿美国超级对撞机项目叫停的经历作参考。在杨振宁看来，高能物理最容易出现“投入很大、成果很远、应用难见”的问题。如果最终主要由国外科学家使用，中国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却没有形成足够的自主收益，就可能出现“花钱给别人做嫁衣”的尴尬。

这也是普通人最容易理解的疑问：几百亿、上千亿投入进去，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能不能直接带来新产业、新产品？如果答案不够清楚，质疑自然会出现。

但王贻芳看到的是另一面。他认为，大型科学装置不能只用短期经济回报来衡量。高能物理研究看似离日常生活很远，却会牵动超导材料、超高真空、精密测量、粒子探测和大型工程管理等一整套技术体系。

他的判断是，如果中国在这个关键阶段选择退后，可能不只是少建一台设备，而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失去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话语权。于是便有了那句广为流传之语：“务必兴建，若不建，中国将滞后三十年。””

CEPC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一台把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再让它们发生对撞的“超级显微镜”。科学家通过观察碰撞产生的各种信号，研究物质质量从何而来、宇宙早期经历了什么，以及现有物理学理论还有哪些缺口。

2012年，希格斯玻色子被发现，全球高能物理进入新的阶段。围绕这一粒子继续开展高精度研究，成了各国争夺的前沿阵地。中国提出建设CEPC，目标就是打造一座全球领先的“希格斯粒子工厂”，在下一轮基础科学竞争中占据位置。

支持者秉持这样的观点：机会的窗口并非永恒敞开。它犹如稍纵即逝的流星，一旦错失，或许再难拥有，故而需及时把握。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进入维护和升级阶段，美国下一代大型对撞机计划迟迟没有明确进展，中国如果此时推进，就有机会形成新的国际科研中心。

反对者则提醒，科学探索不能只看“世界领先”四个字。一个项目越宏大，越要回答资金从哪里来、建成后谁来用、长期运行如何保障、科研产出怎样评估这些现实问题。没有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投入机制，越大的装置，越可能变成沉重负担。

两人的分歧，表面上是“建不建对撞机”，深层其实是两种科技发展思路的碰撞。杨振宁更看重资源使用效率，担心国家在基础还不够扎实的时候押注过大的单一项目；王贻芳更看重战略窗口，认为真正的前沿突破往往需要提前布局，不能等到一切都确定了才行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历，也让支持者有了现实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建设这台设备时同样面对资金和技术压力，但项目建成后，不仅帮助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站稳脚跟，也带动了相关大科学工程和科研队伍的发展。很多技术突破并不会立刻变成商品，却可能在多年后成为产业升级的底座。

时间来到2026年，CEPC并没有因为争论而停摆。2023年末，该项目发布了《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时至2025年，《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亦顺利完成。这两份报告堪称国际上首个针对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希格斯工厂的完备技术设计方案。它彰显出中国团队已将诸多关键问题，从最初
设想成功推进至工程验证阶段。

项目团队还开展了地质勘探、核心部件测试等前期工作，技术可行性得到进一步检验。不过，CEPC目前尚未正式纳入国家规划，最终投资规模、建设地点和开工时间也没有定论。换句话说，技术准备在推进，国家层面的最终决策仍在等待。

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许不在于谁最终“赢了”，而在于它把一个看似遥远的科学问题，变成了全民都能参与思考的公共话题：国家的钱，应该优先解决眼前问题，还是提前押注未来？

基础科学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教育要投入，民生要保障，前沿探索也不能完全放弃。真正成熟的科技决策，不是只会算眼前得失，也不是一味追逐宏大目标，而是在风险、能力和长期回报之间找到平衡。

争论可以暂时没有答案，但中国不能停止追问。科技竞争拼到最后，既拼敢不敢仰望星空，也拼能不能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真正改变未来的地方。


信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知识分子】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