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元旦夜，长春零下三十度的街头，一位穿缎面旗袍、涂着蔻丹指甲的“闺秀”，轻轻哼着歌，往衬衣里缝了块母亲留下的梅花绣帕，揣好两把盒子炮和一枚手榴弹，推门没入风雪，她不是去赴宴，是去杀汉奸。

1941年，长春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赵伊兰肩负着不可失败的行动——刺杀叛徒程斌。

程斌，曾是抗联师长，一个被杨靖宇将军视作得力战将的抗联精英，那时的他总是带头冲锋，同战友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多次狙击日军。

但自从叛变投敌后，他成了伪满洲国警察大队长，亲自围剿杨靖宇，将曾经与自己并肩奋战的战友逼入绝境。

而赵伊兰本有一个与“战斗”毫无关系的人生，她的父亲是一名国文教师，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碎了安稳的家。

日本侵略者挑死了父亲，只因他拒绝在课堂上教日语，母亲带着年幼的妹妹投河自尽，赵伊兰孤身扒上了逃难的火车。

逃到哈尔滨后，她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满洲特科，那时，她瘦小得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组织负责人问她：“你怕死吗？”

她从怀里拿出一本翻得卷边的《资治通鉴》，答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爹教我的。”从此，这位孤女开始了属于她的另一种人生。

她只是满洲抗联中一个普通的情报员，白天，她在洋行里做打字员，晚上，她在街头巷尾收集情报，与同志接头。她也曾受到杨靖宇的赞誉：“咱们的伊兰格格，比十个侦察兵都管用！”

这一切，让赵伊兰无法释怀，她曾亲耳听到杨靖宇牺牲的电报，听到消息时，铅笔尖刺破电报纸，留下了“杨靖宇”三个字旁边的血迹，从那一刻起，程斌，成为她心中必须铲除的目标。

整整半年，赵伊兰盯上了程斌，她小心翼翼地摸清了他的生活规律。他在长春西广场的小洋楼里居住，每天用半斤烧刀子作晚饭，身边总有六个伪军守卫日夜轮岗。

换岗时间是午夜三点，这是她掌握的最关键的一点，她通过伪装打探，利用做情报工作时积累的人脉，获取了一张假“良民证”，确保她能够顺利行动。

此外，还有一名良心未泯的士兵愿意冒险，将程斌住处的房间布局仔细地告诉了她，连枪和酒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1941年的元旦夜已经选定，赵伊兰用春饼裹起高粱面，吃了一半，将剩下的揣进怀里，那块母亲留下的梅花绣帕被缝在旗袍的内衬上。

当她抵达程斌居住的小洋楼时，守卫只剩三人，正聚在门口赌钱，他们看见她并没有怀疑，因为她手里端着汤盅。

这碗假装的“醒酒汤”，是她临时想到的借口，她用平静的语气对门卫说：“这是队长夫人让我送来的，说队长喝多了醒醒酒。”

话音未落，守卫还没来得及细想时，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响结束了这三人的生命。程斌房里随即传出一阵凌乱的响动，半斤烧刀子显然让他意识变得迟钝，仅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冲了出来。

看到赵伊兰时，他愣了好几秒，手里的烟枪直接掉到地上。“是你……”他话未说完，赵伊兰扬起手中的银簪，趁他挣扎逃窜的当口，用力刺入他的肩膀。

程斌试图反抗，无奈挥手躲避，鲜血喷出，他一屁股坐倒在木地板上，双手捂住伤口，全身开始颤抖。

此时此刻，枪声已惊动了整个小洋楼里的伪军，他们举枪围上，却没有人第一时间冲进院子。

趁着敌人迟疑片刻，赵伊兰退到了院中的石榴树下，两只手各握一把盒子炮，朝着围上来的敌人疯狂射击，但她也被击中了七枪。

她喘着最后的气，用尽力气从怀里掏出了最后一枚手榴弹，伪军的喊声越来越近，听得清清楚楚：“抓活的，抓到了有赏！”

没有犹豫，她用血淋淋的手指拉响了引线，瞬间一声巨响，赵伊兰，二十四岁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那片寒夜里。

再后来，程斌暴露行踪，最终在1951年被群众举报后枪决。赵伊兰的故事，也在抗联密营里传成了民谣：“伊兰格格银簪子，专扎豺狼心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