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蒋介石拿退隐的白崇禧开刀，原因可不少。白崇禧和蒋介石一直面和心不和，俩人政治立场有分歧，桂系和蒋系争斗多年，这让蒋介石心里一直记着仇。
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人在台北马场町遇害。枪声刚停，案子却没有结束。调查很快沿着任用关系向上追，谁介绍过吴石，谁替他作过保证，谁曾是他的主管，都要重新查一遍。已经失去兵权、很少公开露面的白崇禧，也因此被记了一次大过。
这项处分的理由，看起来只是“保荐失察”。但白崇禧不是普通旧将，他是新桂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李宗仁多年的军政搭档。蒋介石若只为追究一次用人责任，根本不必把处理做得如此醒目。吴石案给他的，更像是一个可以公开翻旧账的机会。
白崇禧和吴石确实有一层绕不开的关系。两人同为保定军校第三期学生，后来吴石长期在参谋系统任职，与白崇禧有过较深的上下级联系。抗战以及战后时期，白崇禧也曾重用、推荐吴石。案发后，这段履历被重新摆上桌面，正好成了处分的直接依据。
可真正的根子，还要往前追二十多年。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广西站稳脚跟后，形成了一套有军队、有地盘、有人事系统的班底。北伐时期，桂系能和蒋介石并肩作战；一到分配军权、安排职务、决定地盘归属时，双方立刻互相防着。合作是真，戒心同样不假。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桂系是重要推动力量之一。随后蒋桂矛盾公开化，双方甚至直接兵戎相见。全面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凭借军事能力重新进入中枢，参与重要军事筹划。蒋介石需要他的本事，却很难忘记，这个人曾经站在逼自己交权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战时被压住的裂痕很快又冒了出来。1948年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击败蒋介石支持的孙科，白崇禧在背后出了不少力。到了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桂系又一次出现在蒋介石政治受挫的关键节点，这种经历不可能轻易翻篇。
军事上的分歧，更让双方彻底失去信任。徐蚌会战前后，蒋介石急着抽调华中兵力北援，白崇禧却对大规模调兵和指挥权安排持保留态度。他担心华中防区被掏空，也有保存本部力量的考虑。蒋介石看到的却是，中央军主力正在陷入困境，桂系仍不肯把家底全部拿出来。
站在白崇禧的角度，兵力一旦调空，武汉和长江中游便可能难守；站在蒋介石的角度，这种时候还在强调防区和派系，就是不愿共同承担风险。两个人对战局的判断本就不同，再叠加多年的旧怨，普通的军事争论很快变成了对忠诚的怀疑。
大陆战事失败后，李宗仁去了美国，桂系部队也在广西的战事中瓦解。白崇禧来到台湾地区时，已经没有能够直接调动的成建制部队，只剩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名义职务。表面看，他已退出权力中心，平日读书、打猎，很少再过问具体军务。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没有部队不等于没有影响。白崇禧带兵多年，军中旧部不少，资历和声望也还在。只要有人继续把他当作桂系的旗帜，旧关系就可能重新聚拢。1950年前后的台湾地区，军政体系正在重新整合，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正是另一套人脉在体制之外保持号召力。
因此，吴石案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桩普通案件。它既能以安全和责任为名追查相关人员，也能顺势重排军中关系。对白崇禧记大过，实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过去的功劳、军衔和派系背景，都不能再成为独立活动的护身符。
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公开处分，而不是私下提醒。白崇禧的分量越重，处理他的示范作用就越明显。那些原本还对桂系抱有感情的军官看到后，自然会重新衡量与白崇禧的距离。对白崇禧个人是一记打击，对桂系旧部则是一种警告。
白崇禧此后的处境很微妙。他仍然保留一些礼遇性头衔，偶尔出席公开活动，生活表面上并不窘迫；可他的交往和行止长期受到关注，身边的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频繁往来。昔日能够影响战局的桂系主帅，就这样一步步被推到权力边缘。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去世。后来围绕他的死因出现过不少传闻，但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支持那些离奇说法。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台湾地区生活的最后十七年，始终没能真正摆脱蒋桂争斗留下的阴影。
吴石案没有制造蒋介石与白崇禧的矛盾，它只是把已经积压多年的矛盾集中引爆。逼蒋下野、支持李宗仁竞选、在关键战役中拒绝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调兵，再加上桂系长期保持独立性，这些旧账最终一起压到了白崇禧身上。
权力场上最难消失的，往往不是一支已经被打散的部队，而是旧有声望和关系网络。白崇禧以为退到幕后便能换来安稳，蒋介石考虑的却是怎样让桂系彻底失去重新聚合的可能。吴石牺牲后的那次处分，正是这场长期较量的最后一次公开落刀。